那些创富成功的人通过从事慈善事业的方式，使自己富足而退，也使自己的成功事业产生更深远的社会影响力。

2012退休指南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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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岛康博（Yasuhiro Fukushima）56岁的时候选择了退休，并制定了一个特殊的行程：去柬埔寨、越南、老挝和缅甸，寻找以个人名义向社会捐款的机会。福岛28岁开始创业，原本从事房地产评估和街头自动摄影机的小生意。多年之后，福岛的公司艾尼克斯（Enix）开始运营游戏，并且一举成为日本游戏行业巨擘。公司制作的《勇者斗恶龙》系列给全世界很多孩子留下了无尽的童年梦想。

    选择不到60岁就退休，福岛是要去完成一个更重要的使命：为那些连他的游戏都玩不起的孩子提供一个实现梦想的机会。他发现东南亚国家的贫困家庭中存在童工问题，而家庭经济的独立则可以将这些孩子从劳动束缚中解救出来。他决定与成功的非政府机构——柬埔寨农业研究与发展中心（CEDAC）合作，以将农耕知识作为一种实现经济独立的手段传授给农民家庭。比如在一个月之内让蔬菜的种植量提升40%，养鸡的数量提升近30%等。

    多年以后，他最早帮助下的50个柬埔寨村庄已经实现经济上的独立，直到今天仍在继续发展。现在，他的农耕计划涵盖了700个村庄。福岛的目标是确保柬埔寨所有儿童都能够接受教育。接下来，和他的游戏模式一样，这个理想将最终超越了国界，继续延展到其他有需要的国家。

    新加坡的全国志愿服务与慈善中心理事长连宗诚（Laurence Lien）指出，很多亚洲富豪等到年老退休时才开始从事慈善事业，并在亚洲有非常重要的角色要扮演。过去半个世纪，亚洲的发展速度惊人。据《瑞银⌒欧洲工商管理学院亚洲家族慈善事业调研报告》（以下简称《调研报告》）显示，最近几年印度家庭见证了世界上财富绝对收益的最高额。而自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致富光荣”后，仅仅30年，中国现在也拥有百万以上的百万富翁。在关注富二代，富三代之时，我们不能忘记这些创富成功的人已经临近退休之年。而和当年欧美第一代成功人士一样，他们也面临着一个复杂问题：如何在享受退休生活之前建立一个可持续的模式；让自己的后人能够继承自己的精神财富，而不仅仅是遗产；同时让自己的成功的事业产生更深远的社会影响力？

    带着这些问题，《财富》（中文版）最近采访了瑞银慈善事业及价值投资部亚太区主管赵大为（David Evans）。他认为如果一个人想传承一生工作的成果，而不是遗产，那么富足而退之时面向社会的奉献则显得尤为重要。“家族如何繁荣，如何产生社会影响力，慈善是很重要的一条出路。”他指出。

    在印度和中国，慈善捐赠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6%和0.1%，而在美国，这一比例为2.2%。这种差距事实上为亚洲的成功家庭提供了更大的机会，这意味他们有很大的空间能够对地区、社会、经济和环境等产生更为重大的影响。

    赵大为提到的案例中有一位已退休的超高净值人士，拥有从事消费品行业的准上市公司。对方希望能够建立一个信托基金来管理自己的金融资产，同时也建立一个慈善的载体，来保持自己作为生意创始人的理想和各种传统。赵大为的部门正在帮助这位富足而退的人士建立公益信托，家族基金会，再建立一个办公室来管理这些事务。通常情况下，这三件事同时完成。“但是如果有兄弟姐妹有不同意见，进展就会比较复杂。”他表示。

    瑞银财富管理的经验在于有一整套硬件和软件工具来帮助建立基金会：比如设定中国早期儿童教育的合作伙伴，同时监督并保证捐赠后实施过程中的透明度和责任担当等等。除了这些执行性的工作，他们还必须对一些更为敏感和精细的问题给出建议，比如家族基金会的战略目标，社会意义和价值，如何可以让这个慈善项目与家族的大生意相关联等等。

    “家族基金会是建立和发展家族传承的一个有效方法。这也是家族建立慈善事业的主要原因。”他接着表示。《调研报告》中也提到家族基金会是家族慈善事业最为个性化和最为具体的载体。大多数捐赠者创建家族基金会主要有三个目标：改变社会、使家族参与慈善事业以及为子孙后代留下遗产。

    这类慈善基金会首先可以让家族企业的领导者在退下来之后继续发挥自己的作用。比如印度人安吉·瑞迪（Anji Reddy）创办的瑞迪博士实验室被誉为是“让印度的制药业从依赖进口走向出口”的关键力量。当儿子接管瑞迪博士实验室的运营之后，瑞迪从公司运营中抽身，在1996 年创建瑞迪博士基金会，从而可以将更多的时间用于慈善事业。同时，他还可以继续参与自己擅长的研发活动。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像瑞迪的儿子那样愿意管理家族企业。所以，显然不能用商业管理才能来衡量家族后代的价值和个人回报。在后代中，一定会有不同理想，但却同样值得尊重和应该给予同等回报的人，比如立志成为诗人和画家的孩子。

    此时，家族基金会同样可以为这些未能参与家族企业的成员提供机会，在给予他们回报的同时，支持他们去实现自我价值。比如，德洛丽丝儿童基金是菲律宾Ramon Aboitiz基金会的一项计划，该计划由Aboitiz三兄弟的配偶管理，为专门解决儿童问题的机构提供补助金。类似家族慈善事业一般为年轻一代创造了一个参与家族事务的良好空间。

    更进一步看，对于那些没有管理企业经验的家族成员，家族慈善事业还可以帮助他们获得必要的能力与知识，为进入家族企业做好准备。新加坡的Tolaram集团将慈善事业看作是培养年轻一代的切入点，因为慈善事业能够为年轻一代提供运营经验，最终帮助他们有效地运营家族企业。

    当然，我们的慈善事业也存在问题。普利亚·维斯瓦纳特（Priya Viswanath）在过去十年中曾致力于促进个人和企业的慈善捐赠活动。作为慈善从业人员，他指出亚洲慈善事业面临的三大难题是：缺乏慈善事业领导力和职业化管理、缺乏调查研究、以及对非营利机构的信任与责任说明等。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慈善事业相比，亚洲的慈善事业的专业化程度较低。这也导致雇佣专家负责运作家族基金会和项目是亚洲地区日益增长的趋势。

    类似像瑞银这样专业机构会提供一种捷径：据赵大为介绍，瑞银有自己的Optimus基金会，集中关注儿童教育，健康，和保护等基本领域。如果有类似理想和抱负的财富创造者可以直接让该基金会监管慈善项目。比如到了退休的时候，建立一个信托基金，同时信托基金规定的资金会流向瑞银Optimus基金会，并且由后者监管、从而对各个项目活动进行评估。而慈善家本人可以放下压力，安享晚年。作为对社会的承诺，瑞银会为客户支付基金会的管理费用。同时，客户并不是放弃所有控制权，而是可以得到各种慈善活动的报告。当然，据赵大为介绍瑞银的服务对象是公司超高净值人士客户，也就是一般有5千万以上美元资产的大客户。作为一种差异化的顾问性增值服务，瑞银不收取那些超高净值人士的钱，而是作为一种免费服务以维护两者之间的关系。

    当然，也有的新一代的慈善家愿意通过自身力量发展家族基金会的职业化水平。比如新加坡的连氏家族。新加坡财经界巨擘连瀛洲（Lien Ying Chou）年少时没有机会接受正规的教育，但他于1955年捐资共同创办了南洋大学（现为南洋理工大学），为新加坡华裔学生提供当时尚为稀缺的高等教育机会，并在几年后捐出近一半的个人财富创立了连氏基金。今天，他的孙子，连氏基金会主席连宗诚先生大胆改革并促成基金会的专业化。基金会从传统的被动地等待求助者上门申请援助发展到了今天通过设计和开发新领域主动提供协助。基金会也从原来的专注于教育发展到水源、卫生、照顾老人等领域。连宗诚称今天的连氏基金会是“激进的慈善机构”。

    此外，即便是发达国家的基金会，也面临着挑战，而必须对不同时期的需求进行调研和发掘。最好的例子是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20世纪初，一战带来的医疗问题愈加严重，瘟疫和传染病在欧美横行，极大抑制了社会的发展。该基金会首先把目光投向了传染疾病的预防和控制研究领域。在其资助之下，“钩虫病”治愈方案被研发出来，帮助一个国家恢复了工业生产力。而到了20世纪30至50年代，他们又开始对分子生物学进行支持。那时分子生物学还是一个刚刚涌现出来的新的研究方向，但当时的洛氏基金会就敏锐地感觉到了其潜在的社会进步价值。

    在亚洲也有很多应对社会需求的力量：例如在菲律宾，慈善家雷吉纳·洛佩兹（Regina Lopez）力促恢复流经马尼拉的主干流。而泰国的“避孕套之王”米猜·威拉瓦亚（Mechai Viravaidya）则积极参与生殖健康事业，在大幅减少该国的艾滋病患病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参见边栏：《比百万美元更大的贡献》）

    在中国，过去的一年对于中国慈善事业而言是动荡的一年。据解放日报网站报道，虽然“郭美美事件”等引发的一连串慈善透明问责引发了慈善事业的震荡，但是捐赠数据显示2011年捐赠量仍然符合中国慈善事业不断发展的趋势。赵大为指出，中国尚处于慈善事业发展初期，一定要划清慈善和商业的界限，既然是慈善就不应该去考虑利益回报；此外要保证透明度，以建立公众信任。借用微软公司创立人、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联合主席兼受托人比尔·盖茨经过深思熟虑后说的一句话：“如果你属于最幸运的1%，你应该感激其余的人，并为另外99%的人着想。”

什么是家族基金会？

    作为一个非法律术语，家族基金会并没有精确的定义。按照美国基金会理事会的定义，家族基金会是出资来自单个家族成员的基金会。家族基金会由最初的捐赠者负责管理，发展为由最初捐赠者前后几代人组成的董事会进行管理决策，有时也牵涉非家族成员。

比百万美元更大的贡献

    米猜·威拉瓦亚（Mechai Viravaidya）是泰国著名的“避孕套之王”。他创办了曼谷“卷心菜与避孕套”（C&C）餐厅。他的店里有各种避孕套的装饰，并试图通过这种轻松的方式和抓人的视觉效果，来弱化当地居民以及游客对于性、计划生育以及艾滋病问题的抗拒心理，以推广避孕套的使用，并积极参与生殖健康事业。人们认为他的存在大幅降低了该国的艾滋病的患病率。C&C的母机构其实是泰国大型多样化非政府组织——人口与社区发展协会。

    该协会总部位于曼谷，分支机构散布在泰国各农村地区。协会创始人兼主席威拉瓦亚认为“控制生育应当像去市场买菜那样简单易行”，这也是餐厅命名的来源。他的协会已经有12,000名志愿者或流动卫生小组向超过10,000个乡村散发了避孕药品，覆盖了泰国三分之一的地区。他甚至帮助自己的国家将人口增长率从3.2%降到了1%。

    CNN曾经采访威拉瓦亚，并问道他的同龄人都已经退休安享晚年，而他如此贡献个人精力在慈善事业的原因。威拉瓦亚说道：“我很享受我的劳动。每天我的所作所为立刻可以改变一部分人的生活。这是一种更大的动力。比一百万美元的贡献更大。否则拿着一百万美元我又能做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