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小众艺人发现，如果自己的歌能够进入Spotify经营的3000个歌单中，那么就可以接触到听众，并以此来谋生。

保罗·约翰逊低调地经营着一份名为Canyon City的音乐职业，同时还兼职零售、Uber司机，并为其他艺人灌制录音。随后，他的民谣流行歌曲《Firework》登上了2016年的Spotify歌单。如今，听众已经成为了Canyon City音乐的常客，而约翰逊也成为了一名职业音乐艺人，年收入约为20万美元。在他看来，其中的大部分都来自于点播版权费。

查特怒加市的这位歌手和吉他手称，这一变化主要源自于歌单曝光度。

30岁的约翰逊说，如果没有Spotify的话，“我可能就不会做音乐这一行了。”在首次登陆歌单之后，这位独立艺人的点播量迅速从每天数千次跃升至2万次，在接下来的第二年，其点播量在额外歌单的支持下增至约20万次。“我依然会制作音乐，但不会是现在这种全职的状态，而且我现在可以做很多事情，例如买房子，来一场远途旅行。”

Spotify一直都是众多音乐人的批评对象，因为他们认为该平台支付的版权费较低，但一些小众艺人发现，如果自己的歌能够进入Spotify经营的3000个歌单中，那么就可以接触到听众，并以此来谋生。登陆歌单这种方式可以通过将其音乐推送给新听众，提升艺人的点播量，Spotify的一些歌单有着数千万的粉丝。

告示牌在去年11月的报道称，这些歌单曾经帮助洛杉矶歌手亚利桑那·泽瓦斯的点播量从每月50万次激增至每年约1080万次，而澳大利亚艺人托尼·沃森（又被称为Tones and I）在其歌曲《Dance Monkey》登陆多个国际歌单之后，于2019年斩获了6.1亿次的点播量。上述两位歌手均未对此置评。

马里兰州流行歌手萨拉·李（艺名REI AMI）到目前为止还未获得如此之大的成功，但其首支单曲《Snowcone》自去年9月登陆歌单之后已经获得了Spotify用户120万次的点播量。24岁的萨拉一开始对此并不抱太大的期望，然而在其歌曲出现在“反流行”歌单上之后，其点播量从每天1万次跃升至每天5万多次。她称其听众一直都说，他们通过Spotify才发现了萨拉。萨拉说：“我从未想过点播量会增加的如此之快。”对于音乐行业来说，她还是个新手，而且白天还有工作要做。“很明显，这个结果让我感到很高兴，但也令我感到措手不及，因为我从未想过，登陆歌单这样简单的事情能够开启我的音乐职业生涯。”

关键在于让自己的歌曲登陆歌单。Spotify艺人和厂牌营销团队负责人杰夫·斯特姆佩克表示，除了用户自己创建的歌单之外还有三种歌单。有的歌单是由算法创建的，旨在用歌曲数据匹配听众数据（例如“每日混合曲目”或“每周新歌”），有的歌单则是由Spotify100名左右的编辑精心打造，还有的歌单同时包含了算法和人工元素。斯特姆佩克说：“我们编辑策略的整体目标完全在于努力为用户提供适合他们的音乐。”

2018年7月的音频流服务在Spotify for Artists平台上引入了一个新的歌单提交工具，它实际上可以让音乐人通过一个在线表格，向歌单推荐音乐，这个表格涵盖的信息包括类别、场景、乐器和文化。Spotify编辑每周都会审核这些提交的内容，而且会根据数据以及个人直觉，将其中的一些歌曲导入歌单。

新的提交工具取代了此前毫无目标性的流程，也就是唱片公司和艺人可以通过任何方式联系，例如电子邮件、短信、Instagram的直接留言。斯特姆佩克说：“如今，整个流程变得无比清晰、透明和有序，编辑每周可以听到和编辑的音乐比以前要多得多。”

歌单不断增长的重要性在某种程度上重塑了艺人制作音乐的方式。当音乐人提交歌曲供歌单编辑审核时，歌曲曲调会自动出现在“周五新音乐”歌单中，该歌单由算法为其粉丝创建。Canyon City的保罗·约翰逊指出，与每年或每两年一次性发布一整张专辑的歌曲相比，一次放进一两首短时长歌曲更为合理，因为此举不仅更经济，而且也有助于与粉丝互动。约翰逊说：“它有助于让对话持续下去。”他还使用Spotify分析工具，按照其听众的所在地来预定巡演。

但也有艺人对此并不买账

Spotify没有明确透露自己每周会获得多少首提交的歌曲，也没有透露最终有多少歌曲进入了歌单，而那些希望这个流程更加透明的艺人对此颇有微词。南卡罗来州电子音乐艺人 Anjali of Diaspoura说：“除非有开源文件记录能够让所有作为工作者的艺人了解自己提交的歌曲如何进入其歌单，否则Spotify依然难以取得我的信任。”这位不到30岁的艺人于去年夏天在美国共同举行了五场艺人权利聚会，来讨论Spotify的薪酬政策。尽管Diaspoura的歌曲已经登陆Spotify，但这位艺人得以继续制作音乐的经费则来自于基于注册的众筹平台Patreon的收入。

Diaspoura并非是唯一不信任Spotify的艺人，艺人们对于平台的大多数疑虑都与薪酬政策有关。当Spotify于2006年问世时，由于对音乐人薪酬以及公司“免费”业务模式存在疑虑，不少艺人高调地收回了其音乐，包括披头士、齐柏林飞艇、平克·弗洛伊德和金属乐队。

另类摇滚乐队Letters to Cleo歌手、倡导团体“北美词曲作家”联合执行总监凯·汉莉指出，所有这些行动自此之后接踵而至，但这种做法如今没有任何优势可言。51岁的汉莉说：“这便是消费者选择倾听音乐的方式，而我觉得，制作音乐的所有目的便是为了让人们听音乐。因此，如果你切断了消费者几乎所有的入口通道，那还有什么意义呢？”

汉莉说她自己总的来说是流媒体音乐的粉丝，但她不会使用Spotify，因为该公司正在与其他机构一道起诉美国联邦版权委员会，因为后者最近做出决定，将订阅服务公司向词曲作家支付的薪酬提升44%。根据当前的规定，如果艺人自己演唱的歌曲（尤其这首歌由该艺人所写，而且是其母版录音的所有者）出现在Spotify的歌单上，那么艺人就可以获得薪酬。但陈旧的版权法规定，那些未演唱自己所写歌曲的词曲作家获得的收入要少得多，当前仅为总收入的10%，而演唱者能拿到60%，这意味着词曲作家基本与歌单的吸金效应无缘。

汉莉说：“如今，如果词曲作家既不是演唱者，也没有参与母版录制，那么他们完全依靠流媒体来谋生是不可能的。”版权费之争极其晦涩难懂，因为对于那些不受其影响的艺人来说，自己没有必要关注这件事情。作为母版录音的所有者，约翰逊依然对于自己基本上靠Spotify点播量来谋生的事实感到惊叹不已。他说：“我的巡演并不多，而且我是一名独立艺人。我当前并非只是勉强度日，而是处于蒸蒸日上的状态，这真是件疯狂的事情。”（财富中文网）

译者：冯丰

审校：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