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爆发的埃及动乱不单单由经济问题引发，今天乌克兰的起义同样如此。对许多乌克兰人而言，这场游行更关乎国家的身份认同。

    本周，有关乌克兰政治冲突的消息继续占领各大媒体头版头条，当地武装人员也于周五占领了亲俄罗斯地区克里米亚。面对铺天盖地的新闻报导，人们很容易迷失。

    过去三年，全球各地的起义与示威此起彼伏，而记者、权威人士与分析师都喜欢将这些事件进行不恰当的类比。去年春天，伊斯坦布尔爆发抗议示威时，一些媒体猜测，塔克西姆广场会不会成为土耳其的“解放广场”。2011年初，埃及民众在位于开罗市中心的“解放广场”举行游行示威，最终终结了当时埃及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的统治。现在，解放广场这个交通环岛已经成了起义成功的标志。

    更近一些，最近乌克兰起义者们将总统维克托•亚努科维奇赶下了台，记者们更直接将乌克兰起义与“解放广场”相提并论。这种比较或许能带来不错的版面效果，读者也可能对此很感兴趣，但在很大程度上，这种类比很肤浅。不错，打倒穆巴拉克和亚努科维奇的抗议活动都是在广场上举行的，广场的名字也有类似的来历，但除了这种最抽象的相似性以外，埃及和乌克兰两个国家的政治动向完全不是一回事。

    然而在某一方面，埃及和乌克兰民众确实面临着相同的挑战：他们的国家都已破产。这种境况进一步增加了这两个国家政治前景的不确定性。

    不管是2011年的埃及起义，还是最近的乌克兰游行，原因都不仅仅是民众对经济条件的不满。埃及人之所以走上街头，是因为想追求一个更自由、公平的社会；乌克兰民众举行示，则是为了表达对亚努科维奇的抗议——为了保住俄罗斯的一大笔财政援助，亚努科维奇拒绝签署一项欧盟协议。基辅爆发抗议活动的导火索可能直接与贸易、金融及国家经济福利相关。但对许多乌克兰人而言，这场游行更关乎国家的身份认同。

    西方分析人士和决策者们很可能在乌克兰政治问题还未解决、经济环境还相当脆弱的情况下就忍不住立即许诺经济援助、贷款担保、免除债务或签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合约。这些做法是积极的，而且政府官员深谙此道，但对乌克兰民众来说，他们有责任通过艰难的政治改革，来挽救国家经济，使它免于崩溃。

    长期以来，政策及学术界在“排序”问题上一直存有争议，即对于一个处于政治过渡期的国家来说，应该先发展经济还是先进行民主改革？解答这个问题的文章连篇累牍，但实际上，这个问题给出的选择根本就是错误的：这两件事应该打包进行。以埃及为例，穆巴拉克刚刚下台，人们就清晰地看到，经济的恶化会严重影响国家的政治局势与稳定性。2000年中期，埃及对外鼓吹宏观经济指标良好，民众起义后才发现国家已欠下巨额债务，补贴无法维持，贫困率和失业率（尤其在年轻人中）也高得惊人。政治局势的不确定性及穆巴拉克下台引起的骚乱也使得外汇的主要来源——旅游业急剧下滑，而在摇摇欲坠的油气行业，外资也大量出逃。

    穆巴拉克倒台后，埃及人相信繁荣和民主触手可及。然而在穆巴拉克下台后的过渡期中，掌权的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Supreme Council of the Armed Forces）不仅没有解决旷日持久的经济问题，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也没能“为民主铺平道路”。穆罕默德•穆尔西——埃及第一位民选领袖掌权后，他一心想将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的权力制度化，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几乎导致国家经济全盘崩溃。一年之后，全体埃及人走上街头示威，要求罢黜穆尔西——对于这一要求，军方似乎非常乐意效劳。

    埃及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们的经历对于乌克兰人民具有警示意义。如果在当时，埃及的领袖们——先是军队指挥官，后是穆斯林兄弟会——能够创造机会，使得埃及人可以用民主的方式表达他们的不满，那么埃及现阶段不确定的政治局面、不稳定的国家形势，以及时断时续的暴力事件或许都可以得到避免。2011年埃及人的起义不单单是对经济不满，但2013年6月末及7月初的大规模游行，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埃及人对当时恶化的经济条件的回应：燃料短缺、滚动式灯火管制、通货膨胀、关键基础设施的迅速恶化，以及穆尔西明显的独裁倾向。如果埃及人知道，他们本可保留向领袖们追责的权利，或许就不会让军队回到政治家手里了。然而当时他们还相信，总统穆尔西正努力扭转经济崩溃的局势，并为此负起责任。

    当然，乌克兰与埃及不同，但并非完全不同。乌克兰的新领袖们——如果称得上是领袖的话——不仅需要颁布一系列政策以挽救国家经济，还需要建立一种机制，确保民众在领导人有负重托时有权追究他们的责任。（财富中文网）

    史蒂文•A•库克是外交关系协会Hasib J. Sabbagh中东问题资深研究员,著有《为埃及而奋斗--从纳赛尔到解放广场》（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译者：朱毓芬/汪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