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侠”小罗伯特•唐尼是银幕上的高科技超级英雄，有意思的是，他对科技的看法确实受到了现实版钢铁侠、SpaceX公司创始人埃隆•穆斯克的影响。

    小罗伯特•唐尼现在已是好莱坞最有影响力的明星之一，不过这位现年48岁的演员却坦承自己并不是个善于交际的人。他说：“我会想人际的事，我在脑袋里跟他们说话，但我往往不会主动去认识别人。”《财富》杂志（Fortune ）日前专访了这位钢铁侠和福尔摩斯的扮演者，请他谈谈自己的事业以及电影行业的未来，采访中他谈到了埃隆•穆斯克是怎样影响了他对科技、商业和娱乐的看法。经过编辑的采访文稿将刊登在1月13日的《财富》杂志上，以下是比较长的一段采访节选：

    问：你的照片出现在一本商业杂志封面上，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钢铁侠》主人公托尼•斯塔克的脸已经上过不少头版了。

    答：对！我想有个完满的结束。

    问：经常有人把埃隆•穆斯克与电影《钢铁侠》的主人公托尼•斯塔克相比，而且《钢铁侠II》的部分情节就是在穆斯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里拍摄的，你俩见过面吗？

    答：这还要追溯到《钢铁侠I》的准备拍摄阶段，当时SpaceX公司还在一幢更小的楼里，埃隆•穆斯克当时也还不像今天这样家喻户晓。我当时在为电影做功课。我很想访问两个人，一个是约翰•安德考夫勒（电脑界面公司Oblong的首席科学家），另一个就是埃隆•穆斯科。他真的决定成为一名火箭学家，我觉得这非常有意思。托尼•斯塔克和埃隆最像的地方就是一种惊人的自我能动性，它在埃隆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我之所以想见安德考夫勒，是想从他那里获得一些纯技术上的建议。你还记得《少数派报告》（Minor¬ity Report）吧，影片里的人带着那种手套可以把屏幕移来移去的，安德考夫勒和他的公司把这种技术变成了现实，所以我想从他那获得些启发：如果托尼•斯塔克设计了他自己的软件和程序以及运行机制，那他会设计一种什么样的语言来操纵他的环境？在这几部电影拍摄的过程中，不仅托尼的角色要求这些，其它环节也一样。

    而埃隆的精神对我很有启发，因为托尼•斯塔克也是把一件事做得很好、很成功，然后又去做另一件风险大得多、意义也重大得多的事。

    《钢铁侠》第二部中，埃隆•穆斯克还在电影中客串了一把，与托尼•斯塔克在电影里一起讨论了一个项目，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电动飞机。

    还有其他商业领袖或成功人士给了你的表演以启发吗？

    霍华德•休斯对我也有一点影响。但当时从这个角色中，从这部片子里，我看到了自己的一个巨大的商机。我需要的是把我自己放到一个跟我以前想象的不一样的角度上，想象把我塑造成一个更有闯劲、更硬朗的人。实质上就是想要塑造一个不同的人物形象，它能给你带来更多的机会。

    它对你产生帮助了吗？

    当然。要知道，魅力这种东西，光靠我的能力、靠我自己的创造精神、靠我自己的努力甚至运气，是无法得到的。可以说它是我最宝贵的财富。因为财富也有分几种。有的财富是可以预见的，也有些财富或运气人们常说是史无前例的。但是每一笔财富，每一笔大买卖，每个重大的政治、工业和艺术上的行动，在成为常态之前都是史无前例的。

    所以这也很有意思。我通过不那么西方的眼光研究这种事也得出了一些心得，我发现事情经常就是“船到桥头自然直” 。

    要想参与某个成功的事情是一回事，但是要把它复制到另一个领域又是另一回事。在我周围的人里，我可以说是超级幸运的。当初导演乔恩•法夫罗和漫威影业（Marvel Studios）的总裁凯文•菲格刚刚推出《钢铁侠》的时候，这类片子对他们来说还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他们刚刚有足够的钱与其他已经做了几十年这类片子的制片公司进行竞争。如果我们失败了，没人会觉得意外。所以当时我们的心态就像刚刚搞创业的大学生一样，心里想着“我们一起来看看，能不能做起这家公司，把它搞红火。”拍完那部片子之后，很快我幸运地和一直跟我受苦的妻子（制片人苏珊•唐尼）以及盖•里奇、乔•西佛等人合作，拍了《大侦探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重新演绎了这位老牌超级英雄。他的超能力就是他的大脑，而且这部片子的反响也非常不错。

    一个人复制某些东西的时候，就想搞一种逆项工程。你会想，“这两个项目的过程之间有什么共同点？”但是有意思、甚至搞笑的是，当你这做的时候，这是非常难搞懂的。

    2004年你推出了一张名叫《未来主义者》（ The Futurist）的专辑，它的灵感是什么？

    当时我手里有点时间，在我选择的事业上没有投入太多工作。既然下雨了，就只好歇工干别的，对吧？我注意到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人都是有多面性的。而且我发现，当我们每个人所做的事与我们期望做的事不一样，我们心里都会产生某种抑郁，某种存在感上的低落。但是西方人的看法往往会给自己打上一个标签，认为这就是我想要的，那就是我应该做的，但是往往在某方面积极提高自己就是善莫大焉，而且最终会有助于你实现那些其它的目标。

    我写下了“未来主义者知道”这句歌词，意思就是未来主义者知道我们未来会迎来什么。只不过我把它写成了“未来主义者闻到”，也就是用鼻子闻。这是我们的一种直觉，也就是当我们放松的时候，我们可以有种预感，预感到我们的生活会往哪个方向发展。

    有意思的是，就在写那首歌那阵子，以及在准备《钢铁侠I》那几年，我发现自己真的沉浸在这些思想和想法里。

    你还会再出一张专辑吗？

    当然。艺坛的跨界通常是“演而优则唱”，不过现在这种情况可能不像以前那么普遍了。但是我们越来越经常在电影里看到音乐人的身影。比如我在电影《音乐拯救人生》（Can a Song Save Your Life?）里看到了魔力红乐队的主唱亚当•李维，然后我给他打了电话，跟他交上了朋友，因为我意识到他就是一个可以实现这种转换的人。我没有看过贾斯汀•汀布莱克参演的《醉乡民谣》（Inside Llewyn Davis），但我听说他也可以做到这一点。

    现在这个时代，作为信息时代的副产品，你可能不用费太大力气就能玩一把跨界——只要你能做得好。至于我自己，我从小就爱唱歌、作曲、搞音乐剧，我总想有朝一日写一出音乐剧。我在作曲或执行上一直有点笨，玩乐器也不是特别擅长，但我的词写得够好，而且唱得也不赖。

    你有一家名叫Team Downey的制片公司，你对这家公司的愿景是什么？你和你妻子苏珊怎样看你们在这家公司的领导角色？

    我认识苏珊之前，她的制片事业就已经发展得非常好，后来她开始参与我主演的电影的制片。后来我俩发现，我俩真正想做的是一起做自己的电影，这个想法让我们兴奋不已。我们刚刚一起制作了一部名叫《审判》（Judge）的电影，明年秋天就会推出。我俩经常讨论我们共同喜爱的那一百部电影。我们的愿景就是，我们希望我们自己制作的电影也能做到像那些片子一样。而且我们发现，我俩对电影的感觉也非常一致。

    这种感觉就像一个风投资本家对一个大一点的公司的感觉一样。我们已经和制片公司华纳兄弟（Warner Brothers）建立了合作关系。我们不仅不想让华纳兄弟损失一分钱，还想让他们觉得我们是最能让他们赚到钱的人之一，另外他们也非常欣赏我们的艺术品味。

    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我听说做电影也是能速成的。有时间我会告诉你，这样做是最糟糕的，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这就是以身试火，非常徒劳。

    我认为做制片公司的光荣之处就是，你要非常在乎怎样帮别人实现他们的目标，这和当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演员恰恰相反。

    当你把亚当•李维这样的人召集起来时，你是想通过Team Downey为自己物色人才吗？

    我知道我终于拿到了入场券，可以通过这个公司创造点什么。我注意到许多成功的人和幸运的人，他们都不怕走出自己的“舒适区”，勇于拿起电话联系别人，而且我想对方大概也不介意和他们聊一聊。

    这种感觉有点像上高中的时候，你不想在通讯录上看着某人的名字时战战兢兢地想：“还是晚点再打吧”。我还发现，如果你在任何一个行业干得比较杰出的话，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你和别人总是可以有某种关联，而且我发现我与别人主动联系得还不够。我经常在脑子里想象和别人对话的场景，但实际上我一般不太主动去结识别人。我正在努力改变这一点，因为我觉得人们生活中几乎所有新的冒险都是从这儿来的。

    你作为演员在电影行业已经工作近30年了，现在又自己做电影。这个行业发生了哪些变化？未来它又会往何处去？

    我觉得行业在改变，因为我自己也是行业的一分子。作为一个不再是局外人的人看来，就是所有那些预测可以说都是徒劳的。

    我一直喜欢听别人的抱怨，比如有人说“哦，它票房高只是因为海报设计得漂亮”什么的，但是很多事完全不是这样。我觉得过去几年很有意思的是，有些中小预算的电影的确吸引了大量的关注。

    这种变化的原动力往往是某个人利用已有的影响力，然后把它用到另一个不同的方向上。比如我觉得马修•麦康纳今年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密西西比河上的玛德》（Mud）和《达拉斯买家俱乐部》（Dallas Buyers Club）等片子能有今天这样的地位，如果不是因为马修•麦康纳的缘故，可能就不会有那样的机会和知名度。

    我认为，无论什么时候，谁都没法确切地说，一个行业会走向何方。如果你在十年前说马修•麦康纳会成为2013年最有意思的演员，或者说像我这样的人会站到票房大片的榜首——我相信无论是他，还是我自己，都不会相信。

    话题再回到埃隆•穆斯克。你是特斯拉公司的投资人之一吗？

    有意思的是，当时我有投资的机会，但却没有足够的钱去投资。但是事实上，我这个人在生活的其它方面有时可以说挺大胆的，但是我在投资方面还是极为保守。（财富中文网）

    译者：朴成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