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公司首席执行官的薪酬是车间员工薪资的数百倍，公司内部的这种极端不平衡不仅仅只是公平性的问题，而且也会给企业带来负面影响。

本周，我得到一个“霸凌者”的称号。

之所以得到这个称号，原因在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在周三投票通过了要求公司披露首席执行官与员工薪酬差距的法规。委员们的投票结果与党派比例一致——3:2。

在一项异议声明中，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共和党委员迈克尔·皮窝沃表示，他的同事“对于霸凌现象持默许态度”。

如果说支持披露首席执行官-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都能够让人成为霸凌者的话，那么我算是其中一个。大型公司首席执行官的薪酬是车间员工薪资的数百倍，多年来，我一直认为公司内部的这种极端不平衡不仅仅只是公平性的问题，而且也会给企业带来负面影响。

例如，斯坦福大学对多个调查的评估发现，顶层和底层员工巨大的薪资差距可能会打击雇员的士气和工作满意度。CtW Investment Group对标普500公司的分析显示，首席执行官-员工薪资比值估值较大的企业在五年期内的股东回报率要低于那些估值低的企业。

2010年，多德-弗兰克金融改革将首席执行官-员工薪资比率披露写入了美国的法律。但五年以来，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官员在面临激烈反对的情况下，对于法规的实施一拖再拖。

企业说客组织和同一阵营的决策者们一直在不遗余力地阻挠或架空这一规定。有时候，我不得不承认，我也曾经用过不怎么中听的言语来还击其攻击。

例如去年，美国商会发布了一项调查，称大型公司平均得耗费311800美元以及1825小时的时间来计算器员工薪酬中间值。我忍不住想要执笔为这些 “拖沓而又昂贵的会计” 写一封假招聘广告。这些公司从哪里弄来的上述荒唐数据？

当然，我并非是唯一一个在这一方面异常吝啬之人。证券交易委员会就这个问题收到了28.74万封评论函，绝大多数都对此表示支持。

皮窝沃在其异议声明结尾还提醒人们吸取有关校园霸凌事件的教训。他说：“默许只会助长霸凌者的气焰。”

这一点确实有道理。那些提倡薪酬差距披露的人的确会利用这场胜利来提出更多的要求。具体来说，新联邦法规将帮助我们推广国家层面的动议，以便通过公共资金的力量来提升披露的吸引力。

例如，罗德岛州参议院法案规定，对于首席执行官与员工薪资中值比例低于25:1的公司，在申请政府项目时会获得优惠。这一基准源于管理学之父皮特·德拉科，他认为高管-员工的薪酬比例高过20:1之后就会有损公司的士气和生产力。

依据这一法律，竞争州政府项目的公司可以通过降低其薪酬差距来改善其中标机会，它们可以降低高管薪酬，或提升其最底层员工的薪资水平。不管采取哪种方式，罗德岛纳税者的钱会发挥更大的效用，因为薪资差距的缩小有可能会提升生产力。税收政策可能也会通过为低薪资差距公司提供更低的税率，来奖励薪资差距更公平的企业。

有人认为自己是这场所谓的薪资差距“霸凌”现象的牺牲者，而且他们并非只是停留在向主管方抱怨。就在证券交易委员会投票数小时之后，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杰布·亨萨林（德州共和党）宣布一项法案投票计划，旨在废除多德-弗兰克法案中的这一部分内容。

那些薪酬过高的首席执行官似乎依然在鼓动其在国会的大哥，尽其所能地让这些恃强凌弱的大坏蛋知难而退。然而，一旦角斗上演，真正会黑着眼圈离场的将是那些企业高管。（财富中文网）

萨拉·安德森在政策研究所主持一个全球经济项目。

译者：冯丰

审校：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