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继承喜力啤酒公司的控股权之前，夏琳·德卡瓦略一直是一位居家母亲，育有5个孩子，没有接受过商业教育。她决定接受这个挑战。在本文中，她首度披露了她的精彩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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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富》（中文版）-- 可以说，在夏琳·德卡瓦略（Charlene de Carvalho）安葬父亲的那天，她结束了旧的生活，开始了另外一种生活。

    那是2002年1月的一天，在荷兰的诺德韦克（Noordwijk），天色灰暗，这位住在伦敦的家庭主妇告别了她的父亲弗雷迪·海内肯（Freddy Heineken）。她的父亲是一位富于远见的商人，将一家不起眼的荷兰啤酒公司打造成为世界第三大啤酒商。夏琳和父亲一样讨厌吹奏声，所以这是一场在普通公墓进行的简单仪式，之前没有举行葬礼。在场的只有弗雷迪的秘书和他的直系亲属：妻子露西尔（Lucille）、女婿米歇尔（Michel），还有47岁的夏琳。

    父亲去世之前，夏琳的名下没有钱，除了父亲给她的一股喜力公司（Heineken）的股票—当时价值25.6欧元，即32美元。现在，作为海内肯的独生女和家族财富的唯一继承人，她即将继承1亿股喜力股票，相当于公司全部在外流通股的四分之一。这四分之一股份拥有投票控制权，也就是说，对于董事会的任何事务，她这一票的效力超过了其他投资者投票的总和。在墓地的那个阴郁的上午，对于这份新的责任，夏琳并没有多想。离开父亲的陵墓时，丈夫给她提出了难题：“夏琳，你必须在10天内决定，是否愿意承担你父亲所扮演的角色。”

    米歇尔·德卡瓦略（Michel de Carvalho）的建议是，夏琳虽然没有受过任何的正规商业教育，但是仍然应该去带领这家公司。弗雷迪帮助这家公司把年营业收入做到了93亿美元，尽管在1989年卸任首席执行官之后，他也一直在贡献力量。过了不到一周，夏琳就对丈夫的建议做出了肯定的答复。为此，她放弃了在伦敦的平静生活，奔波于世界各地，研究喜力的分布广泛的业务，学习如何有效地掌握一个王朝并成为它的强有力的捍卫者。

    也许你从未听说过夏琳·德卡瓦略—海内肯（Charlene de Carvalho-Heineken），这完全正常。她现年60岁，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女人之一，资产净值在110亿美元左右。可是，在为了本文和《财富》杂志于阿姆斯特丹会面之前，她从未与媒体交谈过。她努力保持低调，尤其是在31年前她父亲遭到绑架之后。多年来，她甚至不希望以她的姓氏为名字的公司的员工知道她。

    她并不情愿来到《财富》杂志面前，是被她的性格外向又充满活力的70岁丈夫哄着过来的。她的丈夫是一位投资银行家，现在是花旗集团（Citigroup）投资银行部门的副总裁以及花旗私人银行部（Citi Private Bank）在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业务的董事长。弗雷迪在世时，米歇尔·德卡瓦略并不需要依靠妻子做任何事，只要她养育他们的5个孩子和当好银行家的老婆。现在，他称夏琳是“我的老板”。夏琳说，米歇尔在弗雷迪葬礼那天的建议是“我的叫醒电话”。

    而实际上，弗雷迪把控制权移交给女儿也是喜力公司的叫醒电话。夏琳和米歇尔（他也是喜力的董事）要求董事会寻找一位更大胆的领导人来替换当时的首席执行官。这个人名叫让—弗朗索瓦·范·博克斯梅尔（Jean-Fran—译注），18岁时就在酒厂打工，一开始是扛大麦袋子。在1954年，弗雷迪通过借贷，买下了足够的喜力股份，恢复了家族控股。他创办了喜力控股公司（Heineken Holding NV），持有实际营业企业喜力（Heineken NV）的50.005%的股份。

    首席执行官范·博克斯梅尔指出，喜力从未有过兄弟之间争夺公司控制权的困扰：这基本是一个世代单传的家庭。他说：“这家人丁不太兴旺。”

    夏琳·海内肯在荷兰海边小城诺德韦克长大，是一个相当典型的独生女。照她本人所说，她“腼腆到让人痛苦”，受尽关照，但是不像外人想象的那样被宠坏了。她进一步解释说：“妈妈每天开车送我上学，我们没有司机。我并不喜欢看到每家咖啡馆都有我的名字。”她的父亲是一位张扬的推销员—创造了喜力啤酒的绿色瓶子，制作了公司的第一部电视广告。但是在家里，他更喜欢简单的生活。在大多数晚上，夏琳和父母都围坐在客厅电视机前的茶几边吃晚饭。在回忆父亲时，夏琳说：“他只喜欢吃意大利面条和肉丸子。”

    海内肯一家拥有度假别墅，包括在瑞士圣莫里茨（St. Moritz）的一间滑雪小屋。他们认识奥纳西斯（Onassis）家族和阿涅利（Agnelli）家族，以及摩纳哥国王雷尼尔（Rainier）和王妃格蕾丝（Grace），但是他们的社交活动并不多。这对夏琳来说是件好事。她说：“社交是个可怕的词。”

    要是弗雷德的孩子是独生子而不是独生女，就有可能被逼着经营家族的生意。夏琳从未听父亲提起过让她在喜力担任重要职务的想法。她说：“我觉得，除了让我过上幸福、安逸的生活，他没想太多别的。”当夏琳17岁时，父亲仍然不允许她离家上大学。据她回忆，“爸爸说：‘你太年轻了，到了大学没法自立。’他不让我去巴黎，因为那地方太‘开放’了。我的一些嬉皮士朋友背着背包去印度，这对我来说也是不可能的。”

    经过慎重选择，她读了海牙的秘书课程，然后去了莱顿大学（University of Leiden）学习法律。（她说：“我不喜欢这个专业。”）20岁时，她离开了荷兰，在日内瓦学习法语，在纽约市学摄影。之后到伦敦为一家广告公司工作。她曾经在巴黎的喜力公司进行实习，跟着当地主管到处跑，了解自己家族的企业。她说：“就是走马观花，不用动脑子。”她定期去荷兰和圣莫里茨看望父亲。父亲在高海拔地区呼吸困难，无疑是因为他那一天抽四包烟的习惯。她说：“父亲的梦想是让我嫁给一个优秀的荷兰男孩，跟他做邻居。”

    夏琳在圣莫里茨的滑雪坡道上邂逅了米歇尔·德卡瓦略。对于一位不知道自己生活里缺什么、受到过度关照的女性继承人来说，德卡瓦略十分迷人。他是一位巴西外交官和英国母亲的儿子，生于英格兰，十几岁时当过演员，演过有台词的角色，那是在获得过奥斯卡大奖的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Lawrence of Arabia）里，他演了一位叫法拉杰（Farraj）的牧童，与扮演男一号的彼得·奥图（Peter O'Toole）有对白。他的艺名叫米歇尔·雷（Michel Ray）。他上了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后来又不顾父母的反对，推迟去上哈佛商学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在1968年加入英国滑雪队，参加了在法国格勒诺布尔（Grenoble）举行的冬奥会。他没有能够赢得奖牌，但是喜欢竞赛。在1972年和1976年，他又作为英国雪撬队的成员参加了冬奥会。

    对于德卡瓦略来说，把夏琳·海内肯从她父亲的控制之下追到手是一项极限运动。米歇尔说：“这是不可打破的纽带。”他记得，弗雷迪与他坐在一起，在阿姆斯特丹吃了三个小时的晚餐，盘问他的情史、他的银行账户，甚至他的视力。“夏琳的父亲谈及我的最好的话是：‘他喜欢夏琳不是因为钱。’”1983年秋天，米歇尔和夏琳在伦敦结婚。两天之后，他们中断了在圣克罗伊岛（St. Croix）和维尔京戈尔达岛（Virgin Gorda）的蜜月回家，一件极大地改变了夏琳生活的事情发生了。

    那天，弗雷迪·海内肯刚刚走出位于阿姆斯特丹中区的喜力总部办公室，就被劫匪控制，和司机一起被塞进了一辆微面的后备箱里。在接下来的21天，夏琳和母亲窝在位于阿姆斯特丹西南50公里的诺德韦克的海边住所里，与一群警察和人质谈判专家在一起。夏琳说：“他们索要2,000万美元的无记号钞票。当然，我们做了记号，但是别人看不到。我们支付了2,000万美元，可是爸爸却没有回来。”最后，在一个夜晚，警方根据一条线索，突袭了阿姆斯特丹北部的一处仓库。在一面假墙的后面，警方找到了被链子拴在一面混凝土墙上的弗雷迪和他的司机。他们饥饿、疲惫，但是并无大碍。弗雷迪后来开玩笑，说自己受到了折磨：“他们让我喝嘉士伯（Carlsberg）。”

    经过这么一番折腾，夏琳乐意地离开阿姆斯特丹，与新婚丈夫在伦敦定居。丈夫当时在瑞信（Credit Suisse）工作。当米歇尔坐飞机拜访全球各地的客户时，夏琳待在家里，高效率地接连产子。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亚历山大（Alexander）于1984年出生，随后在4年内又生下了三个小孩，其中包括一对双胞胎女儿。到了37岁，她已经有了5个孩子，而且都不足7岁。她感到幸福，但是也有压力。“我以前常常坐下来，按颜色给乐高积木分类，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我必须让我的一部分生活变得有条理。”她说。

    在荷兰，女性通常将娘家姓附在夫姓后面。由于在伦敦居住，夏琳已经将“海内肯”从姓氏中却掉。“我一直觉得，用双姓没什么意义。”她说。她希望被人称作“德卡瓦略太太”。据她所说，朋友们都知道她是谁，并且对她的家世没有太多的印象。提到米歇尔，她说：“我住在他的房子里，靠他的工资和奖金生活。我过着一个为银行打工的人的太太的生活。”

    夏琳不太愿意介入家族的生意，但是当1988年，她父亲请她加入喜力控股公司的董事会时，她也基本没有抵制。这是因为，她的父亲弗雷迪是一位极权的老板，只选择跟他站队的人做董事。夏琳说：“他一定要说了算，放权不是他干的事。”这在未来成了比较严重的问题，老去的弗雷德与爱冒险的年轻时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变得更加谨慎，对公司的控制也更严。夏琳说：“我不认为那是由于绑架而造成的。我认为，他只是觉得自己有点不像一位山大王了。”

    就在此时，啤酒行业的大型并购之风盛行—SAB大胆扩张，走出了南非本土，比利时的英特布鲁（Interbrew，现在属于百威英博公司）以20亿美元买下拉巴特（Labatt）。之前，弗雷迪·海内肯却不愿意出钱收购这个加拿大的品牌。夏琳说：“拉巴特是行业的转折点。现在回想起来，或许我们应该买了它。”

    到了弗雷迪在2002年1月3日去世之时，喜力的利润增长放缓，股价下滑。米歇尔感到担忧，那天他在墓园里给夏琳的提议不只是要让她上台。他知道，他也得出马。

    此时，他已经到了花旗集团，所以，他写信给当时的花旗首席执行官桑迪·韦尔（Sandy Weill），说他不得不辞职，因为他必须每周有一两天待在荷兰，帮助妻子管理喜力。“桑迪回信说，只要能用手机或电话找到你，你在阿姆斯特丹或伦敦又有什么关系？”得以自由行动后，他和夏琳开始视察全球各地的喜力酿酒工厂和办事处，问询问题和评估人才。

    米歇尔说：“很多人以为，我们会卖掉公司，要不然会把它搞砸。”这对夫妇会见全球各地的经理和投资者时—一开始，他出面更多，因为家里有小孩要夏琳照顾—他们在晚上花了很多时间对比讲稿。夏琳说，她当时觉得“这很有意思”。

    他们承诺不干预日常运营，但是保留在四个领域里做出变革的权力：公司形象、资产负债表、收购和对董事和重要高管的人事权。他们明白无误地告诉世人，他们可不是随便瞎混的。米歇尔给喜力的董事长写信说：“你见过夏琳亲切温和的一面。我要提醒你，她有一半的基因来自于她的父亲。你大概不会想让那一面被激发出来吧。”

    因此，当看到喜力在全球市场上不断错失机会时，夏琳和米歇尔敦促董事会换掉当时的首席执行官托尼·鲁伊斯（Thony Ruys）。他们还帮助评估了内部候选人，最后敲定了范·博克斯梅尔，一位争强好胜的运营人员，在1984年加盟喜力，曾经在好几个新兴市场工作，领导过公司在刚果（布）的业务。

    现年53岁的范·博克斯梅尔以弗雷迪永远不会实行的方式延伸了公司的资产负责表。他与嘉士伯合作，领导了对位于爱丁堡的苏格兰纽卡斯尔公司（Scottish & Newcastle）的155亿美元收购—这个交易巩固了喜力在欧洲啤酒市场的地位，还深入了快速增长的果酒市场。在2010年，喜力买下了墨西哥的第二大啤酒生产商Femsa Cerveza公司。这次作价76亿美元的并购给喜力增加了20,000名员工。喜力目前在全球已经有81,000名员工。

    范·博克斯梅尔说：“我们很幸运，有一位大股东给我们授权。”实事求是地讲，如果完全照德卡瓦略夫妇的意愿办事，喜力将会发展得更快。米歇尔说：“我总是感到失望。我工作的动力之一，就是想着有人一直在贬低我们，看我们会不会把事情搞砸了。”

    我问夏琳·德卡瓦略—海内肯，她最大的担心是什么。她想了几秒钟之后回答说：“有时候成功会带来自满。”她和米歇尔对SABMiller在去年9月的收购行为感到惊讶，因为SAB的高管在非正式场合多次提出过合并，米歇尔说：“我们的意思很清楚：我们不感兴趣。”

    他们并不害怕SAB最新的提议，因为“把着开关的夫人”（米歇尔这样称呼自己的妻子）拥有喜力公司超过50%以上的投票权股。但是他们把这次收购视为首要的严重警示。米歇尔说：“但是这件事也有好的一面。”他解释说，这个收购要约使喜力的首席执行官可以“告诉81,000名员工：‘你们必须更加努力地提高股价。’让—弗朗索瓦可以放手去做一位更加严厉的首席执行官。”

    米歇尔说，他担心继承问题。到2017年，范·博克斯梅尔的第三份4年期合同将到期，如果他能续约，米歇尔和夏琳会很高兴。米歇尔说：“让—弗朗索瓦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首席执行官之一。”但是他们担心继承人定不下来。下一任首席执行官会来自于公司内部吗？夏琳说：“理想的话，会是这样。”米歇尔补充说：“有那么三位或四位高管，如果他们不考虑做候选人，我会非常失望。不过，与美国不一样，在荷兰和英国，稍微冒一点风险就可能导致灾难。”

    学会如何保护这个王朝已经成为德卡瓦略夫妇最重要的使命。夏琳和米歇尔不久前聘用了一位来自于英国的财富继承顾问马丁·詹金斯（Martin Jenkins），与家人讨论“他们的抱负、愿望、问题，可能还有对继承遗产的担心”（这是米歇尔在去年6月给5个孩子的信中写的）。詹金斯与家庭全体，然后与孩子个人逐一在面谈。孩子们的年龄在23至29岁之间，父母称他们为“5人组”（G-5）。

    去年9月，就是夏琳拒绝SABMiller收购建议的同一天，她和米歇尔正在芝加哥开会。会议的主持者拜伦·特罗特（Byron Trott）是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的一名前高管，如今经营着自己的BDT & Co.公司，给由私人严密控股的企业的富豪老板做咨询和投资。会上，德卡瓦略夫妇与一些和他们拥有同样的财富负担的人物交谈。这些人的姓氏包括沃尔顿（Walton，即沃尔玛公司的创始人的姓氏—译注）、斯马克（Smucker，J.M. Smucker食品公司的创始人—译注）和科赫（Koch，科氏工业公司的老板—译注）。米歇尔说：“我们有着完全相同的问题。”夏琳补充说：“但是每个家庭关系又有些许不同。”

    在向下一代移交企业控制权方面，他们收到了什么最佳建议？米歇尔说：“好好想想，只挑一个。这是我们所听到的建议。”不过，他们可能选择将控制权交给两个以上的孩子。（见附文）

    德卡瓦略夫妇还没有决定，在他们失去工作能力或去世之后，将喜力的控制权交给5个孩子中的哪几位，但是其中肯定有他们的长子亚历山大。他现在是位于伦敦的一家私人股权投资和收购公司Lion Capital公司的员工，2013年加入了喜力控股公司的董事会。

    29岁的亚历山大从8岁起就对家族生意有兴趣。他说：“我查看股价，阅读董事会资料，做了数不清的笔记。”17岁时，他崇拜的祖父弗雷迪去世。现在，他每天都戴着弗雷迪的腕表—一只有划痕、很旧的劳力士（Rolex）—出门，叫上一辆印着喜力品牌的出租车去上班。“每天早上起床，喜力是我想起的第一件事。每天上床前，它又是我想到的最后一件事。”他说。

    父母很高兴看到亚历山大愿意承担保卫和引领这家家族企业的职责。但是，他们没有排除23岁的小儿子查尔斯（Charles），他在越南为一家互联网零售企业工作；还有28岁的大女儿路易莎（Louisa），她曾经在电影制片公司上班，现在到了伦敦的一家烈性酒公司。双胞胎女儿伊莎贝尔（Isabel）和索菲（Sophie）分别在学习艺术和音乐，她们可能在喜力的慈善和社会责任工作方面发挥作用。

    夏琳这样教导她的孩子们：“如果你有激情，并且有能力去追求，那就跟着你的激情走。跟着激情走可能比做你应该做的事情要更好。”她的建议既苦也甜，来自于她发现了自己对商业有激情，却没能提早地去学习。她说：“没有去学商业可能是一个错误。它也许能带给我后来不得不奋力争取的尊重。”

    确实，金钱买不来尊重，即便有110亿美元也不行。尊重是通过努力才能够获得的。

    译者：天逸

    家族掌控一切：如何把公司传给下一代

    对于任何掌管家族企业的人来说，把企业传给下一代都是终极的领导力挑战。夏琳·海内肯的丈夫、身为投资银行家的米歇尔·德卡瓦略说：“如果我们这步走错，我们打造的一切就都成了徒劳。”

    喜力的市值达到440亿美元，夏琳打算在移交所持有的25%股份和对投票权的控制时，要比父亲弗雷迪·海内肯把这些传给她时更加审慎。为此，她和米歇尔一直在努力研究家族企业传承的最佳实践，无论王朝大小，一些基本规则都适用。

    选择一位。其他家族企业的亿万富豪老板们建议德卡瓦略夫妇，财富怎么分割都行，但是要在5个孩子中选出一位，持有对公司的控制权。“但是我和夏琳还没有确定，可不可以传给奇数的子女，也许是三位。”米歇尔承认。他指出，把产权只给一位继承人可能让他感到太孤独了。“要是夏琳没有嫁给一位对商业有着强烈兴趣的人，这就是一个可怕的负担。”

    考验孩子。高盛集团的一位前银行家拜伦·特罗特说：“别限制他们，让他们寻找激情。”特罗特的投资银行BDT & Co.公司为由私人严密控股的公司提供投资和咨询。他赞赏德卡瓦略夫妇让他们的5个孩子自行确定兴趣所在，无论是慈善、艺术或是企业。与此同时，他们在培养就职于私人股权投资基金的长子亚历山大继承对喜力的控制权。特罗特指出：“他是公司的董事，他在金融行业里工作。他懂得严谨地抉择。”

    挑选强大的顾问。弗雷迪·海内肯让董事会充满应声虫，这削弱了公司，直至夏琳在2002年继承了对公司的控制权。夏琳和米歇尔对亚历山大或其他任何孩子的建议最终占了上风：“把可能的最好的人安排你周围，不要应声虫或马屁精。你需要能够提出质疑的人。”

    不放权。特罗特表示，家族控制了企业，就能保护管理层免受“华尔街短期性的歪点子”，从而专注于长期的增长。特罗特向德卡瓦略夫妇提议：“这些公司通常能长期跑赢大市。坚持做你一直做的事情，因为这些事你能做好。”—P.S.（财富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