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人想到，健康是一种典型的公共产品。

本文是波士顿大学桑德罗·加利亚博士分析错综复杂的医疗和公共卫生问题的系列文章之一。

人们的健康是一种公共产品。

估计该说法与大多数读者与健康的看法并不一致。毕竟，健康难道不是由行为、饮食和运动量决定的吗？虽然事实确实如此，但从根本上讲，行为不可避免地由周围的世界决定。我来详细解释下。

公共产品是需要集体投资支持的公共资源。像图书馆、公园、高速公路、国家安全之类，都属于公共产品。全民支持，供全民使用。这些之所以是公共产品而非个人商品，是因为人们认为相关产品对全民福利非常重要，不应该完全由私人投资，也不应受市场力量左右。例如，教育可造福所有人，可以改善每个人的生活。因此，教育作为公共产品得到全民支持。

健康也属于同一类。每个人都看重健康，也渴望健康，不管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关心的人。不管政治立场如何，我还没有发现不希望孩子尽可能健康的人。

健康也得到了真金白银的支持。每年医疗保健方面耗资巨大。然而，正如我经常写到，绝大多数投资都用于开发药物和医疗技术，并未用于推动核心的社会、经济和环境力量，影响周围的世界从而影响人们的行为。如果相关努力缺失，就很难真正实现全民健康。

当然，人们很容易想到，健康不依赖集体投资，个体同样可以为健康支出。人们可能相信，如果能够请最好的医生、买最好的药品，健康就可以得到保障。

但这真有可能吗？毕竟，如果没有干净的空气和水、没有安全的社区、没有公平经济和提供支持的社区网络，很难保持健康。以上列出的条件全部都是公共产品，依赖集体投资才能发展。健康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公共产品，因为它依赖一系列由共同投资的组合产品。

可惜的是，过去30年里美国的公共产品投资不断衰退。投资不力的根源在于政治理念，主要由里根政府时期的思路主导，将个人自由置于其他自由之上，并将任何形式的公共投资视为对自由的潜在威胁。

然而，该理念的失误在于，世上有不同类型的自由。有“主动的自由”，例如言论自由、机会自由，自由选择想做的事以及做的时间，符合当前政治对自由的定义。但还有另一种自由，即“远离的自由”，指远离伤害和疾病、远离无知、远离可预防的损害健康的危险。

维护“远离的自由”就要投资公共产品。虽然过去35年里政治可能忽视了这一目标，但以前曾采取能引起共鸣的愿景努力实现。该愿景是雄心勃勃的罗斯福新政核心，在通过政府大规模干预改善美国社会各阶层的生活。

新政期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曾经表示，所有人都有四种基本自由：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他倡导的理念在“主动的自由”和“远离的自由”之间取得了平衡，然而当前人们过于关注主动的自由，却失去平衡，忽视了远离的自由。

同时，如果没有集体投资创造条件推动自由，人们既不可能免于匮乏，也不可能免于恐惧。为了最大限度实现自由，就要恢复历史上国家对公共产品的尊重。

尽管政治上面临挑战，但公共产品在美国仍然可行，因为对人们的安全和健康来说，它非常必要。以道路安全为例。世纪之交，美国人开车的人数是1925年的6倍，路上的机动车数增加了11倍。然而在1925年至1997年期间，每年机动车导致死亡率下降了90%。为什么？是因为美国人驾驶技术提升了吗？

不完全如此。事实上，死亡率下降是因为我们选择将道路安全作为公共产品进行投资。通过法律，设立机构，向人们提供培训，建立健全的规则和安全流程以确保道路安全。确实很奏效。更重要的是，该体系一直在运转，基本上没有政治干预。很少有政客拿道路安全法规说事，攻击政府权力过度扩张。原因就在于道路安全法与人们的健康息息相关。

在道路上保护人们的法律法规与其他保护健康的法律差别能有多大？当缺乏教育缩短寿命，当污浊的空气导致疾病和死亡，当经济不公平扩大贫富之间健康差距，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像对待危险道路一样，通过投资公共产品来解决影响健康的问题。

必须理清公共物品和健康之间的联系，要达到对安全带和安全关系的认识水平。此举对考虑全民医疗保健，对基础设施、住房、教育、交通和环境的投资选择影响深远。我们也从中明白，如果真想实现健康，一定要意识到公共产品是集体健康的关键。（财富中文网）

桑德罗·加利亚，医学博士，波士顿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和院长。他的最新著作是《谈起健康应该讨论什么》。

译者：冯丰

审校：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