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家以创新闻名的搜索引擎公司向五角大楼的创意工厂取经。请看硅谷最酷的臭鼬工厂在做些什么

《财富》（中文版）-- 雷吉娜·杜根（Regina Dugan）喜欢谈论她是如何得到当前这份工作的。她是一位机械工程师和反恐领域的专家，两年前，她刚刚结束了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的三年局长任期。DARPA是美国国防部（Defense Department）下属的著名科研机构，全球定位系统、隐形飞机和互联网都诞生在这里。在她任职期间，杜根加大了对网络安全和新型制造领域的重视力度，更加强调拿出有形的成果。2011年，她对国会说：“DARPA是做事的地方。”这种表态使她赢得了包括资深风险投资家约翰·多尔（John Doerr）在内的技术精英的赞扬。多尔用一句话总结她：“她是一位出色的领导。”

    谷歌公司（Google）的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是杜根的众多粉丝之一。他建议杜根来加州山景城（Mountain View）的谷歌总部，进行为期两天的访问。他的想法是，让杜根到这家业务庞杂的搜索与广告巨头看看，有没有适合她的项目。转了多个团队后，杜根与当时担任谷歌摩托罗拉（Motorola）部门的首席执行官丹尼斯·伍德塞德（Dennis Woodside）坐了下来。摩托罗拉曾经是手机创新的同义词，但是在智能手机时代迷失了方向。伍德塞德的职责正是振兴这个品牌。他说只要重新聚焦于创新，摩托罗拉就能超越苹果（Apple）、三星（Samsung）等竞争对手。他打算招募一名移动行业的老兵，由其率领一个先进技术团队，搞出能够恢复摩托罗拉先行者地位的发明。

    数十年来，杜根在DARPA造就了一系列的突破。伍德塞德想要知道她的想法。她回答说：“要想保证不败的话，这是一个很好的战略。但是要想赢，这就是一个糟糕的战略。”一周后，摩托罗拉的创新任务就归她了。

    今天，杜根领导着一个创意特种部队，叫做“先进技术和项目组”（Advanced Technology and Projects），简称ATAP，承担着母公司谷歌的更为宏大的使命。今年，谷歌完成了把摩托罗拉出售给联想的工作，但是留下了杜根的团队。（伍德塞德离职，出任Dropbox公司的首席运营官。）团队的挑战是让很多下一代的神奇技术出成果—提醒你，出成果的时间不是一代人，而是未来数年。尽管团队还处于早期阶段，但是它看来有望实现一些让人惊愕的科技飞跃，这有助于巩固现年51岁的杜根在硅谷和其他地方的威信。

    作为DARPA的第一位女性主管，她在男性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顶级技术研究团队中担任要职可谓得心应手。她是出生在纽约市（New York City）的工程师，在弗吉尼亚理工大学（Virginia Tech）拿到了本科和硕士学位，又在加州理工学院（Caltech）拿到了博士学位。她的举止张扬而有派，头发乌黑浓密，目光锐利，喜爱穿牛仔裤、皮夹克，戴丝巾。

    她精于发表科技演讲，这也支撑着她那高冷的科技天才气质。例如，在6月于旧金山召开的谷歌开发者大会Google I/O上，她介绍了她在摩托罗拉工作的讲座。讲座充满了很上口的句子，有的是陈旧的套话，同时还带着做秀和夸张的俏皮话。她说：“我们在这儿不是小打小闹。我们在创造新事物，有时候是看上去不可能的事物。”过了一会儿，她又谨慎地说，她的团队的创新“并不在技术、美感和灵魂意识上做妥协”。她的讲话达到了期望的效果：台下的几百位工程师欢呼雀跃，好像在听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的主旨演讲。

    但是，从各种迹象看，杜根并不是在虚张声势。自从加盟摩托罗拉后，她给谷歌带来了一种差异很大的颠覆性创新。ATAP现在已经可以和谷歌更著名的疯狂实验工厂Google X相提并论。Google X正在研发自动驾驶汽车、能检测葡萄糖的隐形眼镜和其他神奇产品。ATAP的聚焦更窄，集中在移动领域。但是它也可以轻松地在科幻电影剧本上发挥主导作用。还有一种数字纹身，你可以将它贴在你的小臂上，用它给你的智能手机解锁。ATAP还能让用户根据自身需求来选装手机硬件—比如摄像头、传感器、电池或是用来测量脉动和血氧含量的血氧计—就看他们选什么样的应用软件。还有Tango，一台平板电脑样机，能够把它周边的环境—比如你家里—做成3D图像，也可以帮助盲人导航。最古怪的、或者说最有谷歌特色的ATAP项目是Spotlight Stories，它是对智能手机如何帮助重写动画和叙事规则的探索。从事该项目的是一群电影行业的资深人士，包括迪士尼公司（Disney）的动画片《阿拉丁》（Aladdin）和《小美人鱼》（The Little Mermaid）的动画人员，还有皮克斯公司（Pixar）的《美食总动员》（Ratatouille）的奥斯卡奖获奖导演。Spotlight Stories正在制作一种由用户控制的、让你身临其境的新型视频内容，这种视频将把智能手机的功能推向极致。

    杜根拒绝讨论ATAP的预算，目前也不愿意透露ATAP的其他项目。这样的项目一共有11个，在不久前的一次幻灯演示中以“auth”、“imaging”和“MB”等名字命名。单从这些名字来看，很难知道它们的目标是什么。（在我们拍摄ATAP的一间头脑风暴会议室之前，公司坚持将会议室墙上的报事贴用空白的贴纸覆盖起来。）但是杜根明显为主持这些公开或秘密的工作而感到骄傲。她在Google I/O大会上说：“ATAP就是一个海盗小团伙，正在做大事。”在做作地停顿了一下之后，她又说：“这个海盗小团伙正搭乘一艘速度很快的船。”

    抛开夸张的成份不说，谷歌的移动创新实验室之所以吸引人，不仅因为它的各种不同的野心勃勃的项目，还因为它的创新方式。杜根从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Arlington）的DARPA带来了一种从未在私营部门尝试过的非正统创新方式。这种方式努力绕过那些困扰着科技界其他高级研究实验室的问题。有些实验室过度专注于纯科学，他们的工作在学术上很有趣，但是很少能够带来实际的应用。有些实验室试图将突破性研究与产品创新相结合，结果却是有好有坏。通常情况是，产品团队回避风险太大的科学，科学家又对受制于产品的规格和最后期限不满。杜根说，优先事项的分散导致妥协，项目很快就从“大手笔”变成“一大泡屎”。（在杜根的海盗式妙语里会不时冒出一些脏话。）对于这种臭鼬工厂综合症，一个罕见的例外是DARPA。它一直对新科学敞开大门，同时也在交付有用的产品。这正是ATAP在谷歌所做的事情。杜根说：“问题在于，如何才能拥有一次次产生一系列突破性进步的飞地。”

    那么，ATAP的策略是什么？首先，它要确定一个项目，完成它需要在科学理解和实现它（以及实现基于它的更多项目）的工程能力方面产生质的飞跃。项目搞定后，杜根开始在谷歌组建一个专家核心团队。但是这个团队很快撒下更大的网，召唤来自于行业和学术界各学科的外部合作人员，通常数量都很庞大。这就使得仅有75名全职员工的ATAP比传统的科研实验室小很多，也松散得多。

    与这些合作伙伴一起，ATAP组建起杜根所谓的特别研究团队。比如Tango项目，实验室召集了计算机图像和机器人方面的专家，还有在镜片、摄像头、制造等领域的专家。ATAP的核心小组只有10来位科学家和工程师，他们和40多位外部合作伙伴一起工作。合作伙伴来自于美国、欧洲，还有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的喷气推进实验室（Jet Propulsion Laboratory）。

    ATAP总共与22个国家的326位合作伙伴开展合作，包括大学、新创企业、大系统集成商、非营利机构，还有美国政府。[杜根与超过24所大学签订了一种罕见的多大学研究协议，能让ATAP迅速与来自于斯坦福（Stanford）、麻省理工学院（MIT）、加州理工学院和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等院校的研究人员签约。]美国最著名和最具创新力的行业研究机构之一、施乐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Xerox Palo Alto Research Center）的前主管约翰·西利·布朗（John Sealy Brown）说：“今天，事物发展太快，拥有多种技能和多种观点很重要。通常，你必须能将多种学科迅速聚拢在一起。”

    当然，ATAP的项目必须拿出最终的产品。这个目标有助于鼓舞研究人员的创造力，加强他们的聚焦。麻省理工学院比特与原子中心（Center of Bits and Atoms）的主管尼尔·格尔申费尔德（Neil Gershenfeld）教授说：“产品聚焦让他的研究接了地气。”格尔申费尔德正在与ATAP合作研发模块化手机。杜根指出，很多技术挑战的解决，不仅需研究人员造出样品，还得造出能够量产的产品。（Tango预计很快将向开发商发货。Spotlight Stories已经创作出了两部动画短片，第三部正在创作之中。）

    ATAP最后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点是急迫。项目有两年的限期，所以不是永无止境的研究计划。如果不能很快拿出实际成果，老项目就被束之高阁，给新的项目腾地方。DARPA把员工的最后期限印在他们的证件上，加以强调。在ATAP，技术人员会定期收到提醒：每周过去后，他们就离最后期限又接近了1%。杜根说：“要有紧迫感。你不是来这里发展你的职业的，你是来做项目的，而且是做大项目。做完就可以走了。”

    美国科技行业中的研究团队富有传奇色彩。多年来，企业巨头聘请科学家军团，建设研究能力可与著名学术机构媲美的实验室。例如，AT&T的贝尔实验室（Bell Labs）被公认为是晶体管和激光的开发者，实验室内的研究工作造就了7次诺贝尔奖（Nobel Prize）。IBM公司带来了人工智能系统沃森（Watson）。不是所有的工程天才都认为传统的创新模式已经崩溃。一位DARPA的资深员工扎克里·勒姆尼俄斯（Zachary Lemnios）说：“IBM不是一家象牙塔式的研究企业。我们有短期项目，也有长期项目，保持着一种平衡。”杜根在DARPA任职期间，勒姆尼俄斯是监管DARPA的国防部官员。如今，他在IBM研发部门（IBM Research）任高管。IBM的研发部门规模庞大，有3,000名研究人员，远远超过了ATAP。但是，很多科技巨头难以利用自己的实验室所取得的突破，原因不是相关研究与实际应用过于脱节，就是母公司不理解它们的实验室发明的价值。[施乐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开发出了电脑鼠标和图形用户界面，但让这些商业化的，却是微软（Microsoft）和苹果（Apple）。]

    谷歌擅长回避这种情况。公司把它的高级研究人员嵌入到产品小组里，在搜索（Google Now）、语言识别（听写功能）、机器翻译（Google Translate）等领域都取得了突破。Google X是公司第一批投入一整支研究团队的正式部门之一，但是它的重点也不在基础科学研究，而是一些需要实现技术飞跃的具体项目（比如自动驾驶汽车）。Google X搞的是一些大胆的大创意，带有谷歌首席执行官拉里·佩奇（Larry Page）的印记，也许要花很多年时间才能出成果。移动计算行业的突破是在2007年苹果公司发布iPhone时才真正形成的，所以ATAP给在这个领域取得突破设定更短的时限是较为合理的。杜根说：“我甚至不知道，眼下在移动上设立一个10年的时间期限有什么意义。”

    和谷歌的大多数研究团队一样，ATAP各种项目的商业价值不都是那么明确，在这方面，就连Google X也是如此。谷歌的理念是，概念上的巨大进步总会以某种方式产生回报，即便一开始还看不太出来。此外，在这一过程中的相关研发工作也有助于吸引和留住一些世界顶尖人才。这样还让人们将谷歌与大胆创新联系在一起，对公司也是有利无害。

    杜根渴望她的项目能处在政治科学家唐纳德·斯托克斯（Donald Stokes）所说的“巴斯德象限”。斯托克斯对科学研究做了区分，如果研究工作追求的是对自然的根本理解，就处于“玻尔象限”，以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命名，如果是为了解决眼前的问题，就处于“爱迪生象限”，以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Edison）命名。他把“巴斯德象限”定义为以上两种象限的交叉：既扩展了基础科学又受到实用需求推动的研究。（斯托克斯没有定义第四象限，它应该指的是既不为新科学也不为实用目的而进行的研究。）为了寻找满足这个条件的项目，杜根的团队采用以下两种方法之一：团队成员讨论技术的趋势，寻找能加快这种趋势的应用；或者是寻找一种需要新型技术解决方案的应用。

    Ara项目似乎很切合那个“巴斯德象限”的定义。这个项目的创意出现在摩托罗拉发布Moto X的时候。Moto X是市场上第一款可定制的智能手机，用户可以给手机的后盖、按钮和插槽选配不同的颜色。根据销售数据和自己的研究，摩托罗拉发现，消费者愿意为这种定制支付高价，但不仅仅是为了让手机更加好看；他们同样也看重功能。而且，他们对于自己亲手参与创作的产品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对于ATAP来说，下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手机定制能够做到什么程度？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杜根找到了以前在DARPA的同事保罗·叶廖缅科（Paul Eremenko）。叶廖缅科对手机一窍不通，但是他做过模块化卫星。

    他建议，ATAP要做一种完全模块化的手机，所有组件都可以根据用户的喜好任意切换。对此，科技媒体的反应是一边倒的不看好。主要的批评是，比起完全由苹果和三星生产的手机，模块化手机必然质量差、体积大、速度慢、耗电快，样子也更难看。叶廖缅科对这种说法完全不予反驳。但是他认为，模块化的挑战只是“费用”。只要费用能够大幅降低（他认为可以），模块化手机就是可行的。事实上，正是在面对这种挑战的过程中，ATAP模式展现了它出色的地方。Ara的团队正在推进工程科学在多个领域的发展，比如制造将组件接在一起的缩微永电磁体和设计可以移除并重置的天线。

    ATAP在Ara项目上只有5位员工，所以该项目依靠合作伙伴大步迈向目标：一种可以启动谷歌的移动操作系统安卓（Android）的模块化设备。原型机看上去就像是一位业余爱好者在自己的车间里做的东西，上面接着各种线，但Ara设想的成品手机应该是外观圆润，吸引眼球。它有一个以3D打印制作而成的内核，模块是五颜六色的正方型和长方型物件，四角圆滑，可以很贴合地卡在相应的位置上。这种手机一旦成功，将对移动行业产生重大影响。例如，只需要几个模块，手机生产商就能生产出供发展中国家使用的入门级智能手机。这些国家有数亿人仍然在使用功能手机。用户以后还可以逐渐升级。移动手机现在由少数几家大生产商掌握，模块化手机可以降低进入这个行业的门槛。像Bose这样的高级音响公司和徕卡（Leica）等照相机制造企业将可以直接向消费者销售音响或摄影模块；Fitbit等运动追踪器的制造商也可以为手机生产模块，而不用再制造单独的可穿戴设备。今后，随着新技术的应用，模块内部的结构也能实现定制化。麻省理工学院的科学家格尔申费尔德说：“让硬件变得像软件一样具有可塑性，Ara迈出了第一步。”

    格兰·基恩（Glen Keane）可能是你最不想看到的、在谷歌的办公隔断里辛苦工作的人。他从小开始画画，一开始画恐龙，他能够体验自己创作的世界和人物。后来，他在迪士尼工作了40多年，与上亿的电影观众共同分享他对自己创造的动画形象的体验，包括阿拉丁、《小美人鱼》的阿里尔（Ariel）、美女与野兽。如今，在ATAP位于谷歌总部不起眼的临时工作室里[团队刚从位于桑尼维尔（Sunnyvale）的摩托罗拉搬过来，还没有长期办公室]，基恩坐在画架前，准备好一盒铅笔，在一沓白纸上一帧一帧地画画。基恩说，他从未像现在这样真切地“深入”到他画的图画当中。他说：“作为一位艺术家，我必须活在这些角色里面。这部动画非常接近我想象中的体验。”

    基恩在谷歌的项目是《二重奏》（Duet）。这是一部想象奇特、视觉效果精彩的动画短片，讲的是女孩米娅（Mia）与男孩托什（Tosh）的故事，从他们出生一直讲到长大后相爱。《二重奏》还没有发布，和Spotlight Stories的其他两个故事一样，它计划将在移动设备上播放。屏幕是一个移动的窗口，故事在观看者眼前的三维世界中展开。向某一个方向划动，你就会看到故事的一部分情节，向上或向下或周围任何方向划动，你都能看到另外一段情节。在《二重奏》中，有一个米亚和托什反复过马路的画面，观看者可以选择一会儿看米亚的经历，一会儿看托什的经历。Spotlight Stories的技术指导拉奇德·艾尔·圭拉布（Rachid El Guerrab）说：“在所有二人见面的场景里，你都可以选择观看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的故事。你可以一遍遍地不重样的观看《二重奏》。”如果说，看传统的视频类似于看绘画作品—情节在一个固定的框架内展开—那么，《二重奏》之类的作品更像是在探索一座教堂的内部世界。

    Spotlight Stories项目脱胎自杜根的观察。她看到，尽管几乎所有人都用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来娱乐，但是普通的体验（传统的视频和简单的游戏）很少能充分利用设备的能力与功能。游戏界的资深人士艾尔·圭拉布与另外几个人开始探索如何将Moto X的图形功能转化成一个3D画布。没过多久，他们决定引入一个由简·平卡瓦（Jan Pinkava）领导的皮克斯公司的资深团队。凭借2007年与人联合导演的《美食总动员》和10年前导演的一部动画短片，平卡瓦获得了奥斯卡奖。在ATAP，平卡瓦的团队制作了两部电脑动画短片：《大风天》（Windy Day）和《疯狂夜》（Buggy Night），目前可以在Moto X手机上看到。《二重奏》是团队的第一部手绘动画短片。

    让人感觉有点矛盾的是，Spotlight Stories看上去是ATAP技术含量最低的项目，可它也最像往日的科研实验室所做的最新颖的探索。在3D画布上，Spotlight Stories的团队创造了一种可以说是全新的艺术形式，未来的艺术家可能会以目前尚不为人所知的方式来发掘它。基恩过去通过剪辑、特写、全景、切换来控制影片的视角，对他来说，这种艺术形式就如同学习另外一种语言。他说：“从某些方面，你要更多地像魔术师那样考虑问题。你不能强推一个视角，而是把观众哄怂或引诱过来。”

    由于视频压缩的技术规格以及视频在手机上的呈现方式等问题，基恩必须适应画每秒60帧图，而不是通常的24帧。最终的效果更加令人满意（动画是在移动设备屏幕而不是巨型银幕上播放的），它在艺术家与观众之间建起了一种更加亲密的新型关系。基恩说：“坐在大剧院里，总是有一点冰冷的感觉。当看到有人手里拿着你的作品时，会感觉很有人情味。”

    基恩相信，这种新的艺术形式也许会影响到好莱坞和其他地方。也许不能，但是对于杜根来说，这没什么。在说到《二重奏》和其他的短片时，她说：“这是一件礼物。”这是一件将美丽与灵魂意识相结合的礼物。（财富中文网）

    译者：穆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