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九零后的这一批大学生，他们更加富有朝气，充满自信，敢于展现自己，也更加与国际接轨。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专注于自身，更加功利，对政治冷感，对行动漠视。为什么在今天，年轻的一代愈发偏离理想主义，改变社会的意愿愈发渺小？

    每年6月都是一个毕业的季节。英语的毕业典礼一词是Commencement，而它的词根commence 的本来意思却是“开始”：毕业不仅意味着学业的结束，也象征着另一段旅程的开始，而引领这段开始的，则是各高校所邀请的嘉宾在毕业典礼上的毕业演讲。

    毕业演讲可谓是美国各高校毕业典礼时万众期待的重头戏，被邀请的嘉宾皆是社会精英人士，譬如05年斯坦福就请了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那一句“stay hungry, stay foolish”（求知若饥，虚心若愚）早已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经典，09年则请来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安东尼•肯尼迪（Anthony Kennedy）；07年哈佛请了当年的辍学生比尔盖茨，今年请了美国顶级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奥普拉。当这些嘉宾站在演讲台上，面对着台下即将踏入社会大展宏图的毕业生时，他们通常都会以一段浓烈的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故事为纲目，将理想主义与自由主义融入到现实主义的实用准则中，鼓励这些年轻人要担起使命，负起道义。社会前行和历史进步的目标首先是道德，其次才是政治、经济和技术。只有个体在心灵与精神上秉持着对勇气、荣誉、希望、自尊、同情和宽容这些价值观的坚持与爱，以及对民主、自由、平等这些理念的不懈追求与奋斗，才可以为社会，为国家，乃至为整个政治制度提供源源不断的正义与力量。

    今年，斯坦福的演讲嘉宾是纽约市市长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这位一手创办Bloomberg通讯社，改变全世界金融信息服务格局的创新领导者，在演讲中以美国梦为主题，鼓励毕业生们“努力工作，勇于冒险，追随热情，拥抱创新。”在布隆伯格看来，“美国梦的核心就是机遇和潜力”，而实现美国梦的途径并不是以金钱的多少为衡量指标，“那些以金钱为目标的人从来没法足够富有。而那些从事自己热爱的工作的人会发现富有远远超过想象。”布隆伯格还鼓励年轻一代的学子们要敢于担当与冒险，对习以为常的思想、观点勇于提出挑战：“你的一生中会面临许多选择，大部分人都会选择安全并随遇而安。但如果不尝试失败，你就无法挖掘出潜力。在短暂的一生中，如果没有遭遇过失败，如果没有产生过失望和怀疑，那是因为你的梦想还不够远大。”（If you don't encounter setbacks in your career, if you don't have doubts and disappointments, let me tell you: You're not dreaming big enough.）。

    布隆伯格的毕业演讲并不辞藻华丽，甚至会被认为太过于美国式的理想主义。而他对于美国梦的诠释，也一定会受到追捧中国梦的一些专家们的不啻。但是，正是存在着这样的鲜明对比，才更加促使我们有理由去反问，我们对于“理想主义”的谈论是否太少了？我们是否愈发迷失于功利主义与盛世主义的现实浮躁里？

    因为一直深处学院的关系，有机会接触到不同年龄段的大学生，也可以从一个长时间段进行观察和比较。从我个人的感受出发，今天九零后的这一批大学生，他们更加富有朝气，充满自信，敢于展现自己，也更加与国际接轨，在对问题的分析上具有国际化的思维模式。但是另一方面，在行动领域他们却缺乏担当，缺乏一种社会责任感，缺乏对于大学、社会以及自身的反思。换句话说，即专注于自身，更加功利，对政治冷感，对行动漠视。他们只有在自身的利益受到侵害，比如炎热的寝室里不安装空调时，才会选择以对抗的姿态出现在大众的视野里。但是当牵涉到更加宏大的社会议题时，这一代大学生是集体缺位和失声的，对于想改变社会的决心和力度，都被狭隘的经济至上主义所掩盖。他们的苦闷或者情绪上的困境是很内向的，会把很多社会的问题翻译成个人遭遇的问题，比如埋怨自己的老爹拼不过别人的老爹，但却忽视了，其实所谓个人遭遇，实质上是一个集体的事情，是整个社会的事情。

    为什么在今天，年轻的一代愈发偏离理想主义，改变社会的意愿愈发渺小？是不是那些怀抱行动改变世界理想的年轻人都消失了吗？当然首先这里面存在着一个制度性的限制，当下的社会大环境，无法容纳新青年们抗争的行动空间，让他们可以那么自如地穿梭、宏观地看待事情。整个社会所追逐的，是现实主义的行为逻辑，是登上富人榜、坐宽敞的办公室、挂花哨的头衔，而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潜移默化地给年轻一代灌输对于金钱、名誉和地位的追求。在大的制度框架之下，各个大学将教育投入的核心，放置在那些可以快速出成果的学科领域，就好比前段时间哈佛教授杜维明所指出的，北大文史哲学科全部的投入不到光华经济管理学院1/4，现在很多年轻人的愿望就是做一个公务员，很少有人愿意进入这些科研投入较少的所谓冷门行业。而对于大学生的教育上，各个大学也是将目标转化为培养社会的螺丝钉，培养职业人士，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而非培养创新人才和领导力人才，去鼓励他们尝试改变社会运行的可能。后一者的教育目标太过于野心庞大，是和整个强调投入产出比，强调遵规守则的社会大环境格格不入的。

    我很同意美国社会学教授季特林（Todd Gitlin）的一段比喻，这位教授曾将行动比照爱情，指出“历史和爱情一样，结果未必尽如人意；行动者不是因为知道他们的行动一定会成功所以才投入。”我深信，每一颗年轻的心脏都饱含着理想，只是这些理想或多或少被沾染上了灰尘。“我有一个梦想，我庆幸我有勇气去追寻并实现它。”在毕业演讲上，布隆伯格如是说道。对于理想，我们应该承担起更多的勇气去追寻，而不是让那些灰尘越积越多，最终让历史的尘土将梦想埋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