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未富 国先老

人口如果说不是影响经济的各种因素中最确定的变量，也肯定是最确定的变量之一。学术界对于中国人口结构变化的关注近年来达到了历史上的一个高点，原因在于学者、专家认为中国人口可能到达了一个拐点，即未来中国的“人口红利”会逐渐减弱，而不是像过去30年那样逐渐增强。经济学上的一个名词“刘易斯拐点”近年来也成为媒体上的热门词汇。

上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W. Arthur Lewis）提出了“二元经济”发展模式的理论，即经济发展模式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此时劳动力过剩，工资取决于维持生活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二是劳动力短缺阶段，此时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被现代工业部门吸收完毕，工资取决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由第一阶段转变到第二阶段，劳动力由剩余变为短缺，相应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开始向上倾斜，劳动力工资水平也开始不断提高。经济学把联接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交点称为“刘易斯拐点”。

根据1982年和2010年中国两次人口普查的数据，1982年中国大陆劳动人口（15~64岁）占总人口的比例为61.5%，而2010年这个比例为74.5%。虽然未来几年中国的劳动力供给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但像过去30年那样继续向上提升则几无可能。“刘易斯拐点”的挑战已经不可避免地降临中国。

根据老龄化社会的国际标准——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10%，65岁以上的人口占比超过7%——中国在2000年就基本上进入老龄化社会，因为2000年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当时6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达6.95%。而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则表明中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3.26%，65岁以上占8.87%。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未富先老”的大经济体。

劳动力供给的逆转和人口老龄化，无论是对于中国经济还是对普通个体的生活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随着社会扶养比的提高，社会保障的压力无疑会增加。在人口老龄化的情况下，社会保险基金几乎注定会破产，只是在什么时候而已。众所周知，中国的退休年龄是60岁，为什么我在计算劳动人口的时候把60~64岁的人口也算进去了呢？答案很简单，因为提高退休年龄是应对劳动力减少和人口老龄化最立竿见影的两个措施之一，而在可见的将来，这一措施在中国实施的可能性也非常高。而另一个立竿见影的措施就是减少退休者的福利。

9月下的封面专题是我们第五次组织 “退休指南”，我们相信读者诸君和我们的编辑一样看到了“退休”这一人生主题的现实意义，也很清楚其中的挑战。我们所做的是提醒诸君尽早规划，并试图提供一些解决方案供您参考——其中包括了来自《财富》英文版的最新退休指南。

有鉴于中国奢侈品的热潮，我们还组织了“2011中国奢侈品品牌调查”，这是迄今为止针对中国市场规模最大的奢侈品调查，本刊为此还采访了约十位消费者，相信其中的发现对于认识中国奢侈品市场非常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