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我们推出中国500强的第6年，榜上500家公司的收入总和已经将近中国GDP的一半；上榜的年收入门槛也升至为84亿元。回顾历史，《财富》杂志第一次刊登美国500强公司榜单正好是60年前，主要面向上市的工业企业。即便去除通货膨胀的因素，今年美国500强12.5万亿美元的收入总和也已经是最初500家公司的10倍。今天这500家上榜公司的总收入相当于去年美国GDP的71.9%。
从一个标杆自身的发展来看，美国500强有两个关键的时间点：首先是在全球化的推动下于1990年推出了世界500强；其次是1995年的改进—随着服务经济的大发展，把服务业公司加入进候选范围，与工业企业一同比较。在1995年之前，金融和零售等行业曾经被剔除在外；但是今天，金融和零售已经变成了榜上数量领先的行业板块；一家零售业公司也已经连续第三年成为美国最大的公司，它就是沃尔玛。此外，技术类和医药类的企业也从60年前的小板块变成了大公司聚集的行业。
作为对比，中国500强虽然只有美国500强十分之一的历史纵深，但是在横向分析上却有自己鲜明的行业特征。首先，利润榜一直被金融行业独霸—今年排名前四位的依然是“工建农中”四大商业银行，相对名次也依然没有改变。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它们的利润增幅都从去年的两位数回落到了个位数。作为对比，重化工企业占据了亏损公司榜的前列，这也是转型过程中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一种外部反映（参见本期文章《产能过剩的背后》）。而与前两者特点完全不同的是“百花齐放”的净资产收益率（ROE）子榜；在这里，食品、纺织、机械器材制造、零售、医药、家电等9个行业占据了前10名的位次，而且其中多数是民营企业。
如果从行业继续放大到公司层面，我们会发现两国500强的一些共同主题。今年，美国500强的CEO们在调研中把“技术变革节奏之快”列为公司的最大挑战。而作为技术变革代表的Facebook跃升了100名，进入了美国500强的“前半区”。相对于技术创造，在中国500强上我们看到了更多成功的技术运用者。比如，第二年上榜的京东就再次跃升，超过了“自下而上”转型的苏宁，达到第45名。但是不要低估任何一家大公司的自我进化能力，而高估任何一位技术颠覆者。《财富》的主编 Alan Murray 提到了一个有趣的、但是被忽视的数字：虽然今天美国500强上有57%的公司“出局”，但这绝不是技术颠覆一切的证据，因为早在1975年，这些60年前的公司当中已经有45%被淘汰了。而1975年，世界上第一台微型计算机刚被发明出来，只有1KB存储器。技术不是天生的“颠覆工具”或是“逆袭工具”，应该更多地被理解成是公司延续成功的手段，创造竞争优势的必修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