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一定程度上就是我们的中国梦。但是在现实中，无论是发展中的小城镇，还是超级都市都面临着一些共同的烦恼：污染、高能耗、基础设施不足、贫富分化等等。《财富》（中文版）最近的《2013年度中国高级经理人压力状况调查报告》显示糟糕的空气质量和出行拥堵成为了今天职业经理人最大的两个压力源，而它们正是中国当前的两大城市病。考虑到未来20年还将有3亿人进入城市，一个凸显的问题是：如何让城市的发展“可持续”？
在本期杂志中，编辑部邀请保尔森独家撰文，指出政府在引导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些可选路径。这位第74任美国财政部长在过去20多年里也是大自然保护协会的成员，并且担任该协会亚太理事会的联席主席。央视主持人陈伟鸿的书中提到保尔森曾经深入到中国云南的边陲小镇旅游，还住过当地20元一晚的小旅馆。今天，作为一位了解中国的环保主义者，他开篇的第一句话是：“中国现有的增长模式不可持续。”
保尔森文中罗列的问题和挑战我们也都曾目睹。我曾经到访过一个西南少数民族聚居的小镇，当地正在快速向城市发展。小镇的诞生就是因为国家开发附近的矿产，让当地人离开土地，成为工人。这种模式现在不可持续的原因很简单：矿产已开发殆尽。以前的农民住上了楼房，新的商品房还在拔地而起，但是新的地方发展模式在哪里？没有人知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城市病却已开始在当地蔓延——虽然没有东部的雾霾，当地的水源却已经被污染，中年人回忆儿时可以游泳嬉戏的河流，现在已经没有人敢下水；此外，到了城镇边界，看到比比皆是的禁毒标语。据说当地年轻人吸毒情况严重，这一定程度上与当地教育与就业的脱节有关。
同样在我国西部，也有正面案例：本人在采访成都市政府官员时曾经听他们提及要让当地经济要有计划地转向“微笑曲线”的两端。施振荣提出的“产业微笑曲线”意在走向附加值更多的两端——设计和销售，同时摆脱附加值最低的中间制造环节。这曲线的两头有两家代表性的A字头公司，ARM和安福利（Avnet）。
前者位于英国剑桥，全球95%的智能手机都在使用ARM的芯片技术。而这家倚靠顶尖学府的公司只需要出设计方案，不实际生产任何硬件产品，就成为了嵌入式芯片行业的龙头企业。
后者是《财富》世界500强公司。这家芯片解决方案分销商体现了销售端的巨大潜力——他们与几乎所有的主要半导体厂商都有合作，同时也是美国凤凰城的标杆企业。在此之前，凤凰城的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通过教育和科研吸引了许多富有竞争力的居民，而这直接吸引了高新技术公司落户。无独有偶，凤凰城在中国有一座友好城市——成都。这种城市之间的配对让我们看到一种可持续发展模式对于中国西部的吸引力。希望阅读本期文章之后，读者能够看到一个问题更多的侧面，同时对我们的未来抱有更多希冀和憧憬。
作者：章劢闻，《财富》（中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