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和伦敦：一个代表历史、一个是上周的新闻；一个城市病缠身、一个高度发达。但是在两个城市之间，我依然选择前者来托付我们的将来。而对于后者，我们只能说好运，斯特拉特福德，一路走好，伦敦！
（作者：章劢闻）
伦敦东区就像是曾经的“日不落帝国之都”在夕阳西下时投射出的一个阴影，这里最近被短暂的媒体关注照亮，但是奥运光环褪去以后，伦敦政客们事先宣扬的靠盛会复兴东伦敦的愿景能实现吗？这个贫困的角落会不会退化到原来的模样？笔者曾经居住在这个奥运会的举办地，切身感受到主办方的理想成为现实的可能性并不大。因为这里，乃至这个国家的问题并不会随着一次狂欢、一场游戏而得到解决。
伦敦碗所在的斯特拉特福德本是这样一个地方：它位于伦敦的东北部，相当于曼哈顿三分之一的面积；这里曾经生产颜料和化学品，人口构成多样且多为贫民；当地黑人和印巴裔的年轻人急需工作机会，然而危机下的国家却一直没有给他们更多的选择；当地的市长也承认这里是英国倒数第二穷困的区域，居民平均寿命比不远处的伦敦中心要少好几年；在这里，你听不见女王的贵族英语，甚至连贝克汉姆那被人嘲笑的东区口音都听不见，萦绕在耳边的英语往往带着浓重的印巴口音；在繁华的伦敦，在2005年申办奥运成功之前，这个城市角落以及住在这里穷人们几乎被这个世界遗忘。
因为这些原因，有人称这里为“路过都不会多看一眼的鬼地方。”这个带着负面情绪的绰号来自哪里无从考证，但是我们知道“欧洲之星”（从伦敦经海底隧道到达巴黎和布鲁塞尔的高速火车）一直从这里的火车站呼啸而过，却从不停留。大半年的当地生活让我感觉这里从交通的忙乱程度来看有点像北京东面的四惠，不同的是北京往东直至郊外住着大量买不起市内住宅的城市白领，而斯特拉特福德则居住着很多拥有二战时期遗留下来的住宅、享受社会福利或是从事小生意的少数族裔家庭，比如非洲裔和印巴裔；再往东，还有些失业的白人为主的社区，这些地区弥漫着一种极度不满和骚动的情绪。当地的报纸经常会报道黑人和亚洲人之间的冲突。我们千万不要看到亚洲人就自动对号入座，这里的亚洲人多指印巴人，而中国移民人数相对太少且往往与世无争。
如此看来，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英国主办方申办奥运时要表明愿望之一就是提振这个地区的经济。但是，跑道上的热情虽然已经过去，伦敦政治家们的比赛才刚刚开始，他们必须要兑现大量的承诺。
据乐观的奥运赞助商VISA公司预测，奥运会将在2013年到2015年期间为英国经济带来41.2亿英镑的延续效益。而且这次英国人抓住了北京奥运唯一的弱点——“铺张”，大做文章：如果计入通货膨胀率，今天的伦敦碗比战后节衣缩食建的那个场馆还要便宜，而且还要拆了重用部件；但是，因奥运而投入到斯特拉特福德的资金已经远远超过百亿英镑。如果计算投入产出，这是一笔聪明的投资吗？也许当地的市长同样缺乏自信，所以他表示至少要把奥运带来的势头保持十年才能看到这次投入的价值。
至于眼前，让我们来看看当地人的生活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
轨道交通正好把新建的奥运场馆和老斯特拉特福德分在两边，所以大量的本地商贩从奥运一开始就抱怨游客下了火车就去向相反方向，对他们的小生意没什么帮助，甚至更惨淡了，因为很多老主顾为了躲避奥运的喧嚣和拥挤的交通反而离开了当地。
英国媒体报道中，一位叫莱斯·巴利的熟食店主抱怨说他的收入下降了40%，所以自认为很有生意经的巴利反应迅速，做起了盒饭的生意。不过盒饭也有门道，他最后发现虽然作为配料的橄榄卖得很快，而主要原料新鲜鸡蛋却卖不出去，堆得有一墙高。
傍晚时分，公园附近一位叫安吉拉的画家失望地把自己的画作从栏杆上取了下来。比起周围那些画家朋友，她已经算是幸运的了，卖出了三幅作品。在她看来，最让她失望的是当地的市长爽约，没有来参加她们的街头艺术展示。
当地小人物被外表光鲜的盛会抛在一边，顾影自怜的景象并不只是在安吉拉和巴利身上反应，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安吉拉略带嫉妒地指出只有当地的零售业有些好光景，但是能持续多久也不得知。
她提到的零售业也许是指精明的澳大利亚开发商在奥运前建设的韦斯特菲尔德（Westfield）购物中心。这个全欧洲最大的休闲购物场所似乎是想让这个偏僻的穷乡僻壤能够渐渐融入伦敦的主流文化。奥运会的1000万人中有70%经过这个购物中心，带动了商场内250家店铺和70家餐馆的生意。除了只需7分钟就可到达伦敦中心的快速列车，这里几乎是外来游客留下的最深印象所在了。
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就在这个明亮美好的现代化购物中心的边上，有一座经营了几十年的老购物中心在苦苦挣扎，试图在竞争对手光芒下继续生存。和韦斯特菲尔德里的大品牌店、高端餐厅和赌场相比，这里才是当地人自己的生意。基思·李从上个世纪70年代就在这里卖花，今年已近71岁。在他看来，只要当地的物价不上涨，他就知足了。
正如在老区中心街道——“宽街”上卖小吃的当地人所总结的：“投下去的钱是让那些更有钱的得了好处，而没钱的会被排挤出这个区域。这就是我们的（悲惨）故事。这就是我们的政权。”
尽管草根层面上充满这悲观的情绪，政治家们也有自己的考虑和长远计划。语速很快的市长威尔士是个苏格兰人，他认为这是“一生一次”的机会，背后会有很多跟进的举措：奥运村会在明年开放，更名为“东村”，提供2800个住所。卡塔尔主权财富基金旗下的地亚尔房地产公司（Qatari Diar）会花费5.57亿英镑买下其中半数的房屋，供长期出租。和我们一样，英国人凡是有经济实力都向往拥有自己的房子，所以卡塔尔人此举似乎是要面对当地无论如何都买不起房子的低收入人群和新到的移民。
不过，一直在监控当地房地产状况的东伦敦的学者们似乎没有市长这么乐观。潘尼·伯恩斯多克博士和加温·波因特教授的报告指出该发展计划：“严重偏离了预先的承诺”。也就是说没有达到让富人和穷人混居，并且提供廉价居住场所的目的。两位学者写道：“危险在于最后变化的只是（贫穷和富贵）的人口组合比例，而不是改变现有东伦敦社区的民众生活水平。”
而我们，站在一个快速发展中的经济体中，去看东伦敦甚至是英国，最大问题应该是在于他们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在高度发达以后，普通人的创新和激情去哪里了？而他们对外的依赖性又有多大？
曼彻斯特的工厂一度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象征，现在却都成了博物馆，留下的仅是自我留恋的历史。这个看似强大的国家，吃的白菜来自葡萄牙，土豆来自东欧，轻工业产品是中国造的，剩下的是他们大力打造的金融服务业、商业、创意、旅游和教育产业等等。但是这些，为老百姓和草根层面的创业者留出了多大的空间？在高度的福利保障下，大量的人已经丧失了丛林法则下的生存意志，举个例子，我生活的社区中有很多黑人太太没有工作，生了很多孩子，有很多政府补助，每天去超市买的却是最贵的牛奶。比我们这样的外来移民喝的要贵几倍。那么如果一旦经济形势急转直下，需要他们工作的时候，他们能够贡献什么技能来维护自己此前的生活品质呢，能够多大程度上参与这个国家的优势行业呢？一个不依靠劳动就可以养活全家的人群，需要多大的推动力才会去创新呢？这，才是贫困的东伦敦，乃至英国的问题。
反过来看今天的中国，我们看似没有到达一个高度秩序化的社会境界，福利养老堪忧，教育乱象丛生，整体的社会生产效率也并不高，国有经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我们就像是雨林中的生物，抓住每一点空气和养分在向上成长。看看我们现在民营经济，做互联网的要去体验养猪，而卖家电的要去做互联网，甚至连教英语的都要进入手机制造业，在这个连诺基亚都撑不下去的行业中探险；这种活跃的氛围和对财富的向往正是我们时下难得的竞争力。
北京和伦敦，一个代表历史，一个是上周的新闻，但是在两个城市之间，我依然选择前者来托付我们的将来。而对于后者，我们只能说好运，斯特拉特福德，一路走好，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