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看待那三年？

互联网上永恒的争议话题之一，是1959-1961年这三年的历史。依个人立场不同，它称为“三年困难时期”或“三年大饥荒”。因困难或饥荒而非正常死亡的人数，也存在很大分歧。有数十万、上百万、1000万、3000万、5000万、8000万、1亿之说。8000万和1亿显然有点过，目前被提及最多的，是“三年饿死3000万人”。这个说法在网上被不断引用，作为执政者的一大罪恶。

这种观点必然引起激烈争论。太专业的讨论，笔者做不来。但仅依据历史的常识看，三年饿死三千万不太可能。持这种说法的人估计不了解中国饥荒的烈度。饥荒在中国历史上是常态，史书上常有“野有饿殍”、“人相食”甚至“易子而食”的字样。这应该不是史书作者的夸大。人在饥饿到极点时，受到生存本能的驱使，极可能回归禽兽，自相吞噬。比如1877年（光绪3年）的陕西大饥荒，百度一下“荒岁歌碑”，就能一窥当年的惨景：

饥饿甚，实在难，头重足轻，跌倒便为人所餐，别人餐犹可，父子相餐甚不堪……

人肉竟作牛肉卖 街市现有煮锅煎，家有亡人不敢哭，恐怕别人解机关，尸未入殓人抢去 即埋五尺有人剜……

如果那三年真的饿死3000万，相当于消灭当时中国人口的5%，必然发生《荒岁歌碑》里所讲述的景象。如此惨烈的记忆，即便官方禁止文字记载，民间也会以歌谣的形式加以传播。可是，我们现在听不到相关的传说。

当然，那三年，中国人确实在挨饿，也确实有人饿死了。笔者的姥爷据说就是在那期间死于营养不良导致的疾病，也可以说是被饿死的，害得笔者生下来就没姥爷。但是，现在的我们还要不要死盯着这三年不放，一味地加以指责呢？把眼界放宽到三十年，看看中国在49年至改革开放前这段时间，人口又增长了多少？如果那三年是大过，这三十年算不算大功？这期间人口增长的动力从哪里来？

中国经历过两次人口增长的高峰。传统的农耕能养育的人口有限，据专家研究在1.5亿-2亿之间，但到了清朝中前期，中国人口出现一次暴涨，至道光年间突破了4亿。这是因为，中国在明朝末年引进了美洲作物番薯，就是地瓜。番薯耐旱，产量高，比起水稻和小麦，能养活更多的人口。龚自珍说他那个时代“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之五六”，这十之五六，其实就是番薯养出来的过剩人口。所以，引种蕃薯，可以说是中国的一次农业革命。

到了上世纪50年代末，中国人口已经突破 6亿，光靠种番薯早就不行了。要保证粮食产量的稳步增长，需要三个条件：良种、水利工程和化肥。良种可以在实验田里培养，水利可以发动群众去修，但是生产化肥实在是一项门槛很高的事情，非工业国家不能做。以化肥中用量最大的氮肥为例。氮肥的主要成份是氨，是由氢和氮合成而来的。这两种元素在常温下不发生反应，必须在高温、高压的条件下，再加上催化剂，才能大量地生成氨。这就需要先制造耐高温和耐高压的容器。一般说来，一个国家先得学会了制造潜艇或者战列舰上的大炮，然后才懂得怎么批量合成氨。

中国错过了工业革命和之后的数次升级，到了上世纪50年代，也只是在苏联帮助下刚刚开始工业化。所以当年的中国并没有能力保证粮食的稳定增长，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的粮食需求。所以，无论怎么小心谨慎，恐怕也难以避免饥荒。由于在发展过程中操之过急，导致了现在很多人所说的“三年大饥荒”。事实上，那三年只是一段青黄不接的时期，是发展中的插曲。“三年大饥荒”，是一个技术问题，而不是道德问题。

但是，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始终没有中断，自力更生的同时，中国还从国外引进了大型的化肥设备，最终解决了粮食问题。建国后30年，正是中国第二个人口增长高峰，数量达到了10亿级。吃饱饭变得容易了，就有精力接受教育，这也使得中国拥有了素质相对较高的劳动力队伍，为后来中国的改革开放，成为世界工厂创造了条件。

今天中国的化肥产量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粮食产量高居世界第一，自给率超过95%。看看现在满大街营养过剩的人，我们可以说当年的问题已经永远地从技术上解决，实在没有再争执的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