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前进

上周日的新闻联播说，2010年，中国税收收入达到77,390亿元，同比增长22.64%。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表明中国的税收规模早已和美国在一个数量级上。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公布，外汇储备高达2.85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是第二名日本的2.6倍。当前的中国政府无疑是全世界财力最雄厚的政府。在国内，无数大型公共项目正在兴建，投资金额动辄成数百亿上千亿。 在海外，陷入财政危机的各国都在盼着中国出手相救。

 

可历史上，中国政府历来是穷字当头。就在80多年前，这个国家的关税还被外国人把持着，财政收入主要来自田赋和厘金（商业税）。当年生产力低下，各地军阀割据，中央政府的这部分收入极为有限。直到1931年蒋冯阎中原大战后，西方意识到内战危及其在华利益，希望中国局势稳定，蒋介石担负起保护责任，所以默许国民政府关税自主，中国至此才有了比较稳定的收入来源。然而这笔钱也少得可怜。据《剑桥中国史》载，1936年国民政府年预算只有法币12亿元，这笔钱相当于现在的二三十亿美元，和今天一家中型企业的年营业收入差不多，维持军政机构的开支尚且不足，更不要说搞经济建设了。

 

80年对一个人来说够漫长，但对于中国历史，只是很短的一个时期。拿今天的情形与80年前做比较，只会得出一个结论：中国在崛起，而且是奇迹般地崛起。可今天不少“精英人士”，不知为何充满了悲观情绪，他们认为改革已经走进死胡同，社会矛盾无从化解，中国将面临一场大败局，一次大崩溃。但是，这样的观点明显不符合长期的历史逻辑，一个从前一穷二白的赤贫国家，发展到现在拥有近8万亿的税收收入，难道它的最终目的是走向毁灭？这些精英应该想想，是什么力量推动着中国走到了今天？

 

中国前进的推动力并非来自台面上那些叱咤风云的人物，而是底层的群众。亿万群众在外部的巨大压力下挣扎求存的努力通过各种方式传递到上层，左右着当权者的决策。比如前面提到的中原大战，表面原因是蒋介石提议裁兵，各路军阀为维持实力而兵戎相见，实则是各军的士兵大部分出身无业游民，除了当兵没有其他活路，而旧式军队的长官全靠情义、恩惠这些传统意识形态维系个人威望，不能不为下属的出路负责。这种压力最终演变成一场大混战。内战致使生灵涂炭，当然不是好事，但仍然造成了几个影响日后历史进程的有利结果，如前所说的关税自主。更重要的结局，是冯玉祥的西北军解体，其他各地军阀均表示服从蒋介石的指挥，这为他日后主持抗战大局打下了基础。

 

80年来的中国历史就是一场规模超大的群众运动，经历了求生、解放、改革、发展等阶段，呈现出一个层层递进的形态，每个时期都有一位代表人物。即便前后两时期的代表人物互为死敌，实际上也存在着继承关系。其情形有如一场接力赛跑。

 

跑第一棒的是蒋介石。他领导了一个一盘散沙的中古式国家，与近代化强敌作战八年并最终获胜，已经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蒋介石的遗产有三：促成中国统一，建立现代式政府，争取到世界大国的地位。这三项全部为后来的共产党政府所承袭并发扬光大。

 

跑第二棒的是毛泽东。他最大的功绩是实行了土地改革，改造了中国的农村。很多人认为土地改革是一场骗局，因为分给农民的土地后来都被收了回去了。但土改的意义不在于此。在蒋介石时代，中国的农村和五百年前的明朝没有太大区别， 仍为地主、乡绅、保长、甲长所控制，长幼尊卑的伦理道德依然盛行。土改打碎了旧式的生产关系和人际关系，使大量剩余劳动力有了大规模流动和集中使用的可能。

 

第三棒是邓小平。大跃进与文革是历史发展惯性的产物，已经受到无尽的批判和嘲笑，但它至少起到了示范作用，告诉后人此路不通，改革开放势在必行。上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国只有改革一条路，其他都是死路。改革至此方不可逆转。中国凭借用不完的廉价劳力参与国际竞争，发展成为世界工厂，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

 

现在中国刚刚开启了它的第四个历史时期。金融危机迫使中国经济转型，由出口转道内需。这也意味着，中国将步入一个真正的大发展时期，它已经初步展现了潜力。就在三年前，有谁能想象，中国的汽车年销量会超过美国的历史纪录？

 

上周日的新闻联播还有另外一则报道：河北某农村的农民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失去了土地，被安排从事城市的服务行业。城市化，正是未来发展的主题。当大部分农民进入城市，成为市民，中国将形成一个统一的、无比庞大的消费市场，取代欧美的主流市场地位，吸引全世界的资金、技术和人才。当这一天到来之时，不仅中国崛起已成必然，就连人类的文明发展史，也会因之发生重大转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