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会不会发生动荡？
前两天在新浪看到一篇博客，题目就叫“中国会不会发生动荡”，副标题是“来自托克维尔的警告”（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6bea1a0100io5o.html#comment1）。作者介绍了两百年前法国学者托克维尔（Charles Alexis de Tocquevil）的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并以书中观点分析中国现实。法国大革命前，人口增长，财富增加，国家看起来一派繁荣，但大动乱还是不可避免的发生了。托克维尔认为，革命的发生并非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一向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伴随着社会繁荣，国家财产和私人财产从未如此紧密混合。国家财政管理不善在很长时间内仅仅是公共劣迹之一，这时却成了千家万户的私人灾难。”
接着，博客的作者论述当今中国与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形势有相似之处：“就我国现状来说，一方面大量的私产被公共化，另一方面大量的公产被私有化，国家财产和私人财产出现前所未有的紧密混合。国家管理措施不再只涉及公共领域，而是直接涉及亿万人的私人财富。楼市股市牵动着亿万人的神经。人民经常聚集起来向政府发泄不满。此前对痛苦逆来顺受的人，现在变得像干柴烈火，一点就着。”
作者还说：“法国大革命前的一个奇特现象是，政府官员——就是那些特权者，喜欢当着人民的面高声议论那些折磨人民的残酷的、不公正的行为；他们相互揭发政府机构骇人听闻的种种罪恶。他们用动听的辞令描绘人民的苦难和报酬低劣的劳动：他们试图这样来解救人民，结果却使人民怒气冲天！”
而在今天的中国，也存在类似的情形：一方面，国家号召“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一方面有人因在网上发贴被判诽谤政府罪；一方面国家号召让人民体面地劳动，另一方面富土康的员工不停地跳楼。官员、学者、网络上的言论不停地换起对穷人的同情，而现实又不能满足他们的欲望。作者认为，这些无不在重蹈着法国的覆辙。
最后，作者的结论是，张力正在加剧，危机正在迫近。中国有无可能避免一次大的社会动荡，实现稳定转型，是件“难以判断”的事。
这个结论对不对呢？
从前，不止一次有人把中国的现状比附于某一行将出现大变动的历史时期，比如晚明、晚清和前苏联末期。比附于大革命前夕的法国似乎还是第一次。不过，和其他观点一样，作者的看法只是听上去有道理，离现实恐怕还有很大距离。且不说托氏本人对法国大革命的理解是否正确，中国历史自有其发展节奏，拿外人的经济学、社会学或历史学理论难以说明问题。目前，中国在经济上仍然是二元结构，城乡之间差别巨大，即便在城市之间，也不能做到各主要因素的对等。比如，一个在北京上班的杂志编辑是绝不敢辞职，到重庆的一家杂志去做编辑的。二元的经济结构造成社会各群体之间缺乏共识，形不成革命的合力。现在网络上既有毛左，又有民愤，两派看起来都十分忧国忧民，却相互攻击，势同水火，都觉得自己是明白人，对方是糊涂蛋。这其实就是二元经济结构在网络上的体现。
我也算经历过中国的一次动荡。二十一年前，我还是个初中生，但也曾到颐和园北宫门附近看大学生拦军车，在广场上听市民喊口号。那时的我和大多数人一样，充满好奇和期待。可是，二十一年后，我的看法有了很大改变：纠结于过去没有意义，应该着眼于未来。
很久以前，我听到过这么一则故事：文革时期，外交部有位司长写了一篇调研报告。那时候（可能现在也是如此），写这种调研报告不能有自己的思想，一定要揣摩领导的意图。这位司长大概领会能力不强，他的文章主旨是：美苏勾结起来，压迫第三世界国家。报告上呈到毛泽东那里，毛看完后批了一句话：“放屁，是美苏斗争！”那位司长从此灰头土脸，不敢见人，而斗争之声开始在外交部此起彼伏。
毛主席为什么这么生气呢？原来在领袖的内心深处，有着深厚的救世主情结，渴望有朝一日，率领中国和其他第三世界的人民，打败美苏超级大国，解放全人类。要是美苏勾结起来，他如何敌得过？只有美苏斗争，打起核战，两败俱伤，他才有机可乘。但是，历史不遂人愿，核战最终没能打起来。毛泽东晚年同意和美国接触，不知道他是否已经意识到，今生的理想不能实现，应该寻找新的出路？不管怎样，中美关系解冻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开了方便之门。
可见，历史的演变是超越个人经验的。不同时代的不同人，都为历史演进做出了部分贡献，而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种贡献出乎当事人的预料与想象，只有事后放在一个很长的（有时甚至是几百年）历史背景下才能看清楚。
要了解中国的现在，研究外人的学说不管用，要看它的过去。中国自古以来，内有永不停止泛滥的大江大河，外有永不停止入侵的游牧部落，中原农耕民族唯有形成大一统帝国，才能集中力量，应对这两方面的挑战。帝国以小自耕农为主体，君主以低税率向全民统一征税，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集中足够的人力物力。中国古代社会也因而形成了重视伦理道德、缺乏对个人财产权的尊重、强调均一雷同而忽视分工合作的习惯。
到了11世纪，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接近于小自耕农社会所能达到的极限。陈寅恪（他是唐史专家）说过：“华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宋朝达到了中华文明的巅峰，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富庶的朝代。有人把十一世纪的北宋列为中国人的黄金时代，其实就富裕程度而言，南宋还超过北宋。
可惜，富有的宋朝存在国防短板。北方半汉化的胡族是大宋的严重威胁。不管敌人是契丹、西夏，还是女真、蒙古，也不管它们大小贫富，宋朝一概不是对手。两宋三百一十九年，简直就是一部军事溃败史。
对手强大是个原因。胡人拥有组织简单的优势，其动员快速，为中原王朝所不及。同时他们也在进步，从汉人那里学到了先进技术，因而其战斗力远远超过汉朝之匈奴、唐朝之突厥。契丹在唐朝就已崛起，到了五代，开始左右中原的政局。中原的割据政权近者成为附庸，远者称臣进贡。石晋割让幽云十六州，自称儿皇帝，也有不得已的苦衷。显然，此时中国再不统一，只有任由契丹凌虐。宋朝正是这个压力下的产物。
开国皇帝赵匡胤知道敌人厉害，也清楚己方的优势所在。他说过：“我以二十匹绢购一胡人首，彼精兵不过十万，止费我二百万匹绢，则虏尽矣。”显然，他希望找到某种方式，将中国的财富转化为可以消灭敌人的军事力量。
然而事与愿违。想用二百万匹绢换来十万人头，需要有组织上的支持。但在当时，这样的组织并不存在。宋朝的军事部署超前于时代，军用物资花样繁多，但缺乏民间经济的支持。管理者会计能力低下，记账混乱，一到开战，后勤供应便捉襟见肘。宋太宗两次征辽，都是先胜后败。宋军一旦深入就被打得溃不成军，整个战局随即逆转。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突破财富瓶颈，借助理财实现刺激经济，富国强兵。他提出“不加税而国用足”，办法是政府出资加强商品的生产和交易，扩大经济总量，这样在税率不变的情况下，国库收入仍能提高。但王安石的新法只是理论上或局部地区可行，在民间没有成功的基础。个人财产权得不到法律保护，商人与农民的利益缺少保障。由于没有类似于银行、保险公司和律师事务所的服务机构，金融经济不可能在一个小自耕农社会里展开。王安石变法的失败，表明中国人无力突破自身地缘环境的局限。
赵匡胤不会想到，他的理想竟然在他身后一千年里不能实现。宋人在军事上的孱弱，实在令后人气沮。宋以后的中国日趋保守、退缩。明朝末年似乎有了点新气象，但还是免不了在内忧外患中覆亡，原因不在于腐败，而在财政机构低能，无力以税收支持两线作战。北方的边患最终解决（清军凭借火器打败了噶尔丹），但这个时候， 中国已经被折腾得面目全非，汉民族逐渐丧失了活力和创造精神。
历史学家黄仁宇（Ray Huang）曾把中国传统社会形容为一个“潜水艇三明治”（submarine sandwich），上面一块长面包是文官集团，下面一块是大量的小自耕农，两者之间以科举制度和传统的伦理道德相联系。这个结构无法进化出现代经济制度，所以必须加以彻底的改造。到了近代，在外界刺激下，中国被迫走上组织变革之路，其最终之目的，是改造农业社会，使之适应于商业发展，清除王安石变法时遇到社会结构上的阻碍。黄仁宇认为，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为中国创造了一个高层机构，使中国可以在国际上立足。毛泽东和共产党完成了土地革命，在农村中创造了一个底层机构。尽管当事人各自怀有终极理想，但历史只让他们走到了这一步。黄氏提出这些观点时，中国刚开始改革开放。他说：“中国当前的任务，则是在高层机构和低层机构间敷设有制度性的联系，才能从上至下，能够以经济及法治的方法管理，脱离官僚政治的垄断。”
这个任务还没有完成。黄仁宇已于2000年去世。如果他能活到今天，也许会认为从他的大历史角度看，2008年意义非凡。在这一年，历史的车轮再一次碾过当权者的意志，开始发挥作用。大半年来拼命紧缩货币防通胀的中国政府终于下决心，实施宽松货币政策，由出口向消费转型。这个变化具有重要意义，可以和一千年来的好几个重大事件遥相呼应，如王安石变法、满清入关、抗日战争、土地改革、改革开放。相比之下，我初中看到的那个事件的历史意义不算很大。
从蒋介石到毛泽东再到邓小平，是一个层层递进的过程，一直演进到现在，中国由古代小自耕农向现代商业社会的转变已经接近尾声了。大部分惨烈的牺牲和激进的代价，都已经由先人承担了。现在的中国人，再也不必身上绑着手榴弹，去炸日本人的坦克，也不必把辛苦一年的收获缴公，自己饿死填沟壑。尽管如此，中国目前仍然需要成为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国家，因为中国要想发展，离不开一个统一的市场。前面提到的二元结构，也使得中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权主持改革，去弥合这方面的差距。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出现腐败或不公正，但应该看到，前景是光明的。内需扩大和城市化提速，都是不可逆转的过程。未来，肯定会有大部分人口由农村进入城市，形成庞大的市民阶层，成为国家经济生活的中坚。城市间各种因素实现对等，人员能够自由地流动，只有到了这时候，政体才有可能随经济基础相应地发生变化。
综上所述，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也许间或出现群体性事件，但发生像法国大革命那样翻天覆地的变革则绝无可能。
回到那篇博客，作者有个观点我十分赞同：是中国人一心发财的愿望……造就了中国目前的繁荣。有这种愿望没什么不对。今日中国前进的动力，正是15亿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毛主席说过：“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话在字面上讲完全正确，但并非只有把人民组织起来搞一场运动，才算创造历史。中国人的物质需求本身就是一种极强大的推力，不仅让本国执政者无力抗拒，就连欧美国家也迟早会认识到，要想摆脱危机，唯一的出路是向中国输出产品、技术甚至人才，去支持中国的城市建设，这也意味着一种新的世界经济格局的诞生。未来，欧美国家或许仍不失其富裕，但它们再也不是世界的中心了。一旦中国经济转型成功，人类文明的发展将出现重大转向，儒家文化将强势崛起，再领风骚数百年。也许过个三五十年，人们看现在的好莱坞科幻大片，会感到十分可笑：噢，未来世界原来不是这副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