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会不会发生动荡?

前两天在新浪看到一篇博客,题目就叫“中国会不会发生动荡”,副标题是“来自托克维尔的警告”(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6bea1a0100io5o.html#comment1)。作者介绍了两百年前法国学者托克维尔(Charles Alexis de Tocquevil)的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并以书中观点分析中国现实。法国大革命前,人口增长,财富增加,国家看起来一派繁荣,但大动乱还是不可避免的发生了。托克维尔认为,革命的发生并非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一向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伴随着社会繁荣,国家财产和私人财产从未如此紧密混合。国家财政管理不善在很长时间内仅仅是公共劣迹之一,这时却成了千家万户的私人灾难。”

 

接着,博客的作者论述当今中国与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形势有相似之处:“就我国现状来说,一方面大量的私产被公共化,另一方面大量的公产被私有化,国家财产和私人财产出现前所未有的紧密混合。国家管理措施不再只涉及公共领域,而是直接涉及亿万人的私人财富。楼市股市牵动着亿万人的神经。人民经常聚集起来向政府发泄不满。此前对痛苦逆来顺受的人,现在变得像干柴烈火,一点就着。”

 

作者还说:“法国大革命前的一个奇特现象是,政府官员——就是那些特权者,喜欢当着人民的面高声议论那些折磨人民的残酷的、不公正的行为;他们相互揭发政府机构骇人听闻的种种罪恶。他们用动听的辞令描绘人民的苦难和报酬低劣的劳动:他们试图这样来解救人民,结果却使人民怒气冲天!”

 

而在今天的中国,也存在类似的情形:一方面,国家号召“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一方面有人因在网上发贴被判诽谤政府罪;一方面国家号召让人民体面地劳动,另一方面富土康的员工不停地跳楼。官员、学者、网络上的言论不停地换起对穷人的同情,而现实又不能满足他们的欲望。作者认为,这些无不在重蹈着法国的覆辙。

 

最后,作者的结论是,张力正在加剧,危机正在迫近。中国有无可能避免一次大的社会动荡,实现稳定转型,是件“难以判断”的事。

 

这个结论对不对呢?

 

从前,不止一次有人把中国的现状比附于某一行将出现大变动的历史时期,比如晚明、晚清和前苏联末期。比附于大革命前夕的法国似乎还是第一次。不过,和其他观点一样,作者的看法只是听上去有道理,离现实恐怕还有很大距离。且不说托氏本人对法国大革命的理解是否正确,中国历史自有其发展节奏,拿外人的经济学、社会学或历史学理论难以说明问题。目前,中国在经济上仍然是二元结构,城乡之间差别巨大,即便在城市之间,也不能做到各主要因素的对等。比如,一个在北京上班的杂志编辑是绝不敢辞职,到重庆的一家杂志去做编辑的。二元的经济结构造成社会各群体之间缺乏共识,形不成革命的合力现在网络上既有毛左,又有民愤,两派看起来都十分忧国忧民,却相互攻击,势同水火,都觉得自己是明白人,对方是糊涂蛋。这其实就是二元经济结构在网络上的体现。

 

我也算经历过中国的一次动荡。二十一年前,我还是个初中生,但也曾到颐和园北宫门附近看大学生拦军车,在广场上听市民喊口号。那时的我和大多数人一样,充满好奇和期待。可是,二十一年后,我的看法有了很大改变:纠结于过去没有意义,应该着眼于未来。

 

很久以前,我听到过这么一则故事:文革时期,外交部有位司长写了一篇调研报告。那时候(可能现在也是如此),写这种调研报告不能有自己的思想,一定要揣摩领导的意图。这位司长大概领会能力不强,他的文章主旨是:美苏勾结起来,压迫第三世界国家。报告上呈到毛泽东那里,毛看完后批了一句话:“放屁,是美苏斗争!”那位司长从此灰头土脸,不敢见人,而斗争之声开始在外交部此起彼伏。

 

毛主席为什么这么生气呢?原来在领袖的内心深处,有着深厚的救世主情结,渴望有朝一日,率领中国和其他第三世界的人民,打败美苏超级大国,解放全人类。要是美苏勾结起来,他如何敌得过?只有美苏斗争,打起核战,两败俱伤,他才有机可乘。但是,历史不遂人愿,核战最终没能打起来。毛泽东晚年同意和美国接触,不知道他是否已经意识到,今生的理想不能实现,应该寻找新的出路?不管怎样,中美关系解冻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开了方便之门。

 

可见,历史的演变是超越个人经验的。不同时代的不同人,都为历史演进做出了部分贡献,而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种贡献出乎当事人的预料与想象,只有事后放在一个很长的(有时甚至是几百年)历史背景下才能看清楚。

 

要了解中国的现在,研究外人的学说不管用,要看它的过去。中国自古以来,内有永不停止泛滥的大江大河,外有永不停止入侵的游牧部落,中原农耕民族唯有形成大一统帝国,才能集中力量,应对这两方面的挑战。帝国以小自耕农为主体,君主以低税率向全民统一征税,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集中足够的人力物力。中国古代社会也因而形成了重视伦理道德、缺乏对个人财产权的尊重、强调均一雷同而忽视分工合作的习惯。

 

到了11世纪,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接近于小自耕农社会所能达到的极限。陈寅恪(他是唐史专家)说过:“华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宋朝达到了中华文明的巅峰,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富庶的朝代。有人把十一世纪的北宋列为中国人的黄金时代,其实就富裕程度而言,南宋还超过北宋。

 

可惜,富有的宋朝存在国防短板。北方半汉化的胡族是大宋的严重威胁。不管敌人是契丹、西夏,还是女真、蒙古,也不管它们大小贫富,宋朝一概不是对手。两宋三百一十九年,简直就是一部军事溃败史。

 

对手强大是个原因。胡人拥有组织简单的优势,其动员快速,为中原王朝所不及。同时他们也在进步,从汉人那里学到了先进技术,因而其战斗力远远超过汉朝之匈奴、唐朝之突厥。契丹在唐朝就已崛起,到了五代,开始左右中原的政局。中原的割据政权近者成为附庸,远者称臣进贡。石晋割让幽云十六州,自称儿皇帝,也有不得已的苦衷。显然,此时中国再不统一,只有任由契丹凌虐。宋朝正是这个压力下的产物。

 

开国皇帝赵匡胤知道敌人厉害,也清楚己方的优势所在。他说过:“我以二十匹绢购一胡人首,彼精兵不过十万,止费我二百万匹绢,则虏尽矣。”显然,他希望找到某种方式,将中国的财富转化为可以消灭敌人的军事力量。

 

然而事与愿违。想用二百万匹绢换来十万人头,需要有组织上的支持。但在当时,这样的组织并不存在。宋朝的军事部署超前于时代,军用物资花样繁多,但缺乏民间经济的支持。管理者会计能力低下,记账混乱,一到开战,后勤供应便捉襟见肘。宋太宗两次征辽,都是先胜后败。宋军一旦深入就被打得溃不成军,整个战局随即逆转。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突破财富瓶颈,借助理财实现刺激经济,富国强兵。他提出“不加税而国用足”,办法是政府出资加强商品的生产和交易,扩大经济总量,这样在税率不变的情况下,国库收入仍能提高。但王安石的新法只是理论上或局部地区可行,在民间没有成功的基础。个人财产权得不到法律保护,商人与农民的利益缺少保障。由于没有类似于银行、保险公司和律师事务所的服务机构,金融经济不可能在一个小自耕农社会里展开。王安石变法的失败,表明中国人无力突破自身地缘环境的局限。

 

赵匡胤不会想到,他的理想竟然在他身后一千年里不能实现。宋人在军事上的孱弱,实在令后人气沮。宋以后的中国日趋保守、退缩。明朝末年似乎有了点新气象,但还是免不了在内忧外患中覆亡,原因不在于腐败,而在财政机构低能,无力以税收支持两线作战。北方的边患最终解决(清军凭借火器打败了噶尔丹),但这个时候, 中国已经被折腾得面目全非,汉民族逐渐丧失了活力和创造精神。

 

历史学家黄仁宇(Ray Huang)曾把中国传统社会形容为一个“潜水艇三明治”(submarine sandwich),上面一块长面包是文官集团,下面一块是大量的小自耕农,两者之间以科举制度和传统的伦理道德相联系。这个结构无法进化出现代经济制度,所以必须加以彻底的改造。到了近代,在外界刺激下,中国被迫走上组织变革之路,其最终之目的,是改造农业社会,使之适应于商业发展,清除王安石变法时遇到社会结构上的阻碍。黄仁宇认为,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为中国创造了一个高层机构,使中国可以在国际上立足。毛泽东和共产党完成了土地革命,在农村中创造了一个底层机构。尽管当事人各自怀有终极理想,但历史只让他们走到了这一步。黄氏提出这些观点时,中国刚开始改革开放。他说:“中国当前的任务,则是在高层机构和低层机构间敷设有制度性的联系,才能从上至下,能够以经济及法治的方法管理,脱离官僚政治的垄断。”

 

这个任务还没有完成。黄仁宇已于2000年去世。如果他能活到今天,也许会认为从他的大历史角度看,2008年意义非凡。在这一年,历史的车轮再一次碾过当权者的意志,开始发挥作用。大半年来拼命紧缩货币防通胀的中国政府终于下决心,实施宽松货币政策,由出口向消费转型。这个变化具有重要意义,可以和一千年来的好几个重大事件遥相呼应,如王安石变法、满清入关、抗日战争、土地改革、改革开放。相比之下,我初中看到的那个事件的历史意义不算很大。

 

从蒋介石到毛泽东再到邓小平,是一个层层递进的过程,一直演进到现在,中国由古代小自耕农向现代商业社会的转变已经接近尾声了。大部分惨烈的牺牲和激进的代价,都已经由先人承担了。现在的中国人,再也不必身上绑着手榴弹,去炸日本人的坦克,也不必把辛苦一年的收获缴公,自己饿死填沟壑。尽管如此,中国目前仍然需要成为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国家,因为中国要想发展,离不开一个统一的市场。前面提到的二元结构,也使得中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权主持改革,去弥合这方面的差距。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出现腐败或不公正,但应该看到,前景是光明的。内需扩大和城市化提速,都是不可逆转的过程。未来,肯定会有大部分人口由农村进入城市,形成庞大的市民阶层,成为国家经济生活的中坚。城市间各种因素实现对等,人员能够自由地流动,只有到了这时候,政体才有可能随经济基础相应地发生变化。

 

综上所述,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也许间或出现群体性事件,但发生像法国大革命那样翻天覆地的变革则绝无可能。

 

回到那篇博客,作者有个观点我十分赞同:是中国人一心发财的愿望……造就了中国目前的繁荣。有这种愿望没什么不对。今日中国前进的动力,正是15亿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毛主席说过:“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话在字面上讲完全正确,但并非只有把人民组织起来搞一场运动,才算创造历史。中国人的物质需求本身就是一种极强大的推力,不仅让本国执政者无力抗拒,就连欧美国家也迟早会认识到,要想摆脱危机,唯一的出路是向中国输出产品、技术甚至人才,去支持中国的城市建设,这也意味着一种新的世界经济格局的诞生。未来,欧美国家或许仍不失其富裕,但它们再也不是世界的中心了。一旦中国经济转型成功,人类文明的发展将出现重大转向,儒家文化将强势崛起,再领风骚数百年。也许过个三五十年,人们看现在的好莱坞科幻大片,会感到十分可笑:噢,未来世界原来不是这副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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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会不会发生动荡?》上有 3 条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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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匿名 说道:

    大的动荡还是有可能发生的。比如突然通货膨胀,使经济失去控制。
    黄仁宇讲的实际上是所谓“现代化”(“以数目字管理”,民主,科学)。中国的转型不容易完成,按中国目前模式发展起来的文明仍然是西方文明的延伸,是西方的现代性的扩展。儒家文化不会强势崛起。西方文明正面临空前的生态危机和两极分化危机。中国要转型,必须和全世界主要国家一起合作,才能顺利完成,使人类共同走向新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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