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跳楼？
东山豹蔚2010-05-30
（跳楼事件突显富士康公司的运营危机）
我在2001年曾在东莞参观过两三家服装代工企业。来之前听人说，那里全是血汗工厂。参观过后，我的印象略有改变。在一家服装厂，我看到工人的工作环境还是挺宽松的，可以边听音乐边干活，累了还能到外面的阳台抽烟休息。但他们必须完成每天的工作量，工作强度当然很大。工人们早上7点半开始工作，晚饭后通常加班到11点。工厂管吃管住，工人的底薪非常低，加班时按件给一点加班费，一个月下来，大多人的工资在六七百的水平。我觉得他们挣钱太辛苦，可同行的人对我说：“他们很乐意干呢。在老家种地得不了几个钱，在这一年能攒下好几千。
这家工厂是大陆人开的，可能因为老板自己就是打工者出身，对手下管的不太严。台湾人开的工厂就不同了，很多采用军事化管理，每天早上要列队点名，然后出操跑步，还得聆听老板训话。不过，如果在台湾人的工厂干得好，并得到老板的赏识，待遇会好很多。
东莞之行还让我对服装的暴利有所了解。以前有个牌子叫“华伦天奴”，不知道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它的外套在北京的商场里能卖到1200块。可是在东莞，我听人说，这种外套批发价不到100元人民币。一双耐克旅游鞋，出厂价不超过5美元，在美国能卖到100美元以上。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各国企业纷纷把制造业务外包给中国，中国快速成为世界工厂。可是，这个世界工厂处在产业链的最底端。2005年，我看到一本外刊介绍佳能公司的一款产品——V90日汉词典，这是当时最好的智能电子词典，面向的市场每年到中国旅行的300万日本人。V90上面有“Made in China”的字样，因为它是由中国东莞的一家工厂组装生产的。但从这款产品上获利最多的并不是中国大陆。V90的开发商是佳能香港分公司，最重要的部件 CPU由日本精工爱普生公司（Seiko Epson）生产，内存产自韩国，闪存和触敏屏来自台湾，而韩国和台湾都要依赖日本公司提供的高技术材料，东莞的代工厂则需要安装松下和富士公司的制造设备。因此，这款产品虽说只是卖给日本人的小众市场产品，但日本人在所有层面上都是大赢家。韩国和台湾也有收获。中国大陆从中得到了什么？除了政府税收，就是几百个低成本、低技能的工作岗位，因为开这家代工厂的是台湾人。
农民工工作辛苦，所得至为微薄。在当时看来，这似乎是没有办法的事。中国企业没有核心技术，管理也落后，在国际竞争中，中国唯一可倚靠的，只有低廉的劳动力。农村劳动力“过剩”，正适用于劳动密集企业。廉价劳动力被看成中国的天然优势。无论是亚当·斯密还是马克思，都曾哀叹中国人的收入过低。可是在过去20年，农民工工作时间超长，强度超高，工资超低，福利保障全无，基本被视为是理所当然的事，直到近年才有所改观。
代工出口使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这种增长是压低劳动者工资为代价的，由于生产者不能同时成为消费者，出口积聚的财富无法向下层渗透，导致一切向骄奢淫逸的方向发展：政府官员腐化堕落，工厂老板滥施淫威，下层民众为寻求出路，往往无所不用其极。近10年来社会上雷人现象不断，正缘于一些人（比如木子美和芙蓉姐姐）为求名利，不惜作践自己，娱乐大众。这些可以说都是出口型经济的产物。因此很早就有人质疑，中国出口廉价产品去补贴海外的消费者，有什么意义？
直到出现金融危机，才能看出中国农民工没有白白牺牲。廉价的中国商品刺激了海外的消费和信贷，间接助推了金融泡沫。危机的爆发终结了出口盛宴，倒逼[现在这个词好像很流行]中国政府转变发展模式，不再坚守出口，开始刺激内需，通过加快城市化进程来保证全民的就业。
富士康员工轻生的原因与这种转变有关。富士康以代工起家，在出口型经济时代壮大，成为全球最大的代工企业。近年来，它遭受了劳动法和金融危机的双重打击。工人的工资不能再降，外部需求持续不振，公司能做的，只有想方设法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良品率，以保住自己的市场占有率并从竞争对手那里抢食。机器已经在24小时运转，所以只能拼命将一线员工的工作效率提高到极致。富士康的员工们恐怕需要时时刻刻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才能保证不出差错。而一旦出现差错，线长要连带受罚。基层员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大多抱怨线长素质太低，动辄打骂下属。线长打人骂人，就是一个转移压力的过程。
最终，所有的压力还是落到了一线员工身上。尽管员工轻生的直接原因各不相同，但共同的原因是公司给他们的压力，已经接近了他们所能承受的极限。此时，如果个人生活再出现一点波折，就容易造成他们心理崩溃，做出对自己、对家人不负责任的事情来。在外人看来，轻生员工似乎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问题是他们对自己已经感到绝望。
跳楼事件突显富士康公司的运营危机。技术上说，富士康并非血汗工厂，但它的低成本代工模式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趋势背道而驰，已经陷入了五台山高僧和心理咨询师都解不开的死结。除非它尽快向其他领域转型，或是向其他地区转产，否则未来想要跳楼的，将不再只是富士康的一线员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