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来说说《水浒》
鲍鹏山借《新说水浒》成名，他的解读还算仔细，但有两个毛病。一是啰嗦，光林冲就讲了15集，其中一集只讲林冲不敢杀高衙内，接下来的一集又讲林冲除了不敢杀高衙内，还不敢杀陆虞候。其实精简一下，五六讲就差不多了。另外一个问题比较严重，就是喜欢上纲上线，含沙射影地攻击体制。只要讲出《水浒》作者创作意图就行了，实在没必要指桑骂槐。鲍说林冲委曲求全没问题，但若说他有奴性，是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纯属附会。毕竟，高太尉、陆虞候没有对林冲表现出过半点仁慈，林冲又如何能心生感激？
这几天他在讲宋江，不如前几讲那么精细，而且似乎遗漏了一个大关节。小说里说，宋江仗义疏财，挥金如土，他的钱是从哪来的？鲍鹏山讲得含糊，而小说是有所交待的。在《水浒》第二十一回，宋江杀死阎婆惜后，跑到自家的地窖里藏身。作者介绍了挖地窖的原因：
且说宋江，他是个庄农之家，如何有这地窖子？原来故宋时，做官容易，做吏最难。为甚的做官容易？皆因那时朝廷奸臣当道，谗佞专权，非亲不用，非财不取。为甚做吏最难？那时做押司的，但犯罪责，轻则刺配远恶军州，重则抄扎家产，结果了残生性命，以此预先安排下这般去处躲身。
这里提到挖地窖是为了“藏身避罪”。杀死阎婆惜是个意外事件，他无法预知。宋江一定是已经做出了其他违法行为，才在家里挖了这个地窖，一旦事发，就躲到里面。此外，第二十二回又说，江湖以孝义闻名的宋江竟然在三年前伪造了被宋太公出籍（断绝父子关系）的执凭公文，以备将来逃避抓捕。这更能证明，宋江早知道自己有罪，并为脱身做了充分的准备。
宋江到底有什么罪？他是个吏，吏是给官办事的。《水浒》里说了，郓城知县时文彬与宋江“最好“（二十二回），因而要帮他脱罪。时文彬是在第十三回以一个清官的面目出现的，作者说他表面上“为官清正，作事廉明。每怀恻隐之心，常有仁慈之念”。但他为了开脱宋江，不惜对无辜的唐牛儿用酷刑，逼唐招认是杀死阎婆惜的真凶。这说明：一、他根本不是个主持公道的清官；二、既然他给宋江脱罪不是出于公道，就一定是出于某种利害关系。
虽然小说并没有明讲，但至此已经可以有把握地下结论：知县时文彬和押司宋江是一对贪官污吏。但平日里，知县摆出一副清正廉洁的形象，但实际上此人是个典型的非财不取的贪官。时与宋关系“最好”，暗示这个贪官的贪污行为是由宋江具体运作的，这也就是书里所说“做吏更难”的原因：帮别人贪钱，到头来自背黑祸。宋江害怕罪行暴露，知县嫁祸自己，所以要挖地窖和伪造文书，为脱逃做准备；知县担心宋江逃走后，将来无人可以嫁祸，所以拼命为宋江开脱。
宋江正是利用职务之便敛财，又拿这些钱扶危济困，树立自己在江湖上的影响力。
古人评价《水浒》一书“照应机密，曲尽苦心”。有一篇文章，叫做《宋江这个人》（作者：刘慧儒），很值得一读。该文在论宋江时说，（《水浒》）作者每每用一些囫囵话把行文分成两个层次：表面上极力塑造、维护宋江的正面形象，在深层却又解构它、戳穿它。其实，差不多整部《水浒》都在用这种手法，表面写的是一个意思，但隐含着的，却是另一层可能完全相反的意思。经过后人的发掘，很多隐含的意思都已明白了。但关于水浒的疑问还是不少。
有时候，梁山好汉的视听会出现 “错觉”。第十回，草料场老军对林冲说：“你若买酒吃时，只出草场，投东大路去三二里，便有市井。”隔了一百多个字，作者又写道，林冲寻思：却才老军所说 五里外有那市井。老军明明说是三二里，林冲为什么会听成五里？（七十一回本改成了二里，但在最早的一百回本却是五里）。第二十八回写武松在十字坡初遇张青，（武松）看那人时……年近三十五六。但在第二十九回，两人结拜为兄弟，“论年齿，张青却长武松五岁”。二十四回交代过，武松初到阳谷县时二十五岁，到十字坡是一年多后的事儿，以此推算，张青也就三十一二岁。显然，武松对张青的年纪判断有误。
问题在于，作者为什么写这些差错呢？不写这些，似乎对情节的进展也没什么影响。也许，作者是想通过这种方式要读者留心，水浒人物的内心感受与外部的真实世界有所不同。比如，第三十七回写宋江在揭阳镇受到小遮拦穆春的逼迫，无处投店，便望着大路外林子深处的灯火走过去，走近一看，是座大庄院。原文说：
宋江看那庄院时，但见：前临村坞，后倚高冈。数行杨柳绿含烟，百顷桑麻青带雨。高陇上牛羊成阵，芳塘里鹅鸭成群。正是:家有稻梁鸡犬饱，架多书籍子孙贤。
这时天已全黑了，肯定看不见什么绿含烟，青带雨。所以，这段描写并非宋江眼中所见，应是他心中所想。最后一句尤其可笑，因为住在这庄上的，正是当地恶霸穆家兄弟。水浒中有不少这类信息，从中可以看出人物的真实想法。
过去认为是《水浒》缺陷之处，现在看来也是 可以讨论的。有些读者认为，《水浒》的作者是南方人，对中国北方的地理很不熟悉。比如武松从沧州回清河，不可能在阳谷县景阳岗打虎；戴宗从江州出发去开
封，途中也不会经过山东的梁山泊。但这些地名上的错乱真是因为作者无知，还是有意这么写的？按理说，作者熟读经史，即使没有到过北方，也应该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不至于连江西、河南、山东的方位都分不清。
杨雄与石秀的故事发生在蓟州。蓟州早在五代就被石敬瑭割让给了契丹，不归宋朝管，《水浒》对此一句也没有提，但这不代表作者不知道，而且他也不应该不知道。值得注意的是，梁山好汉在蓟州都成了“外乡人”。杨雄、石秀是流落在蓟州的外乡人， 戴宗、杨林来到这儿也都强调自己是个外乡人。蓟州还出了个张保，专门欺负外乡人。蓟州和别的地方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如此排外呢？
作者很可能是故意将写地名写得很混乱，包括水泊梁山在内的强盗聚集的山寨，全属虚构，现实中根本找不到原型。读者其实不必对地名太过深究。
《水浒》里还有一些装神弄鬼的情节，一般认为都属于作者迷信。比如，四十二回宋江梦九天玄女授天书三卷，七十一回公孙胜做罗天大醮，掘出一块刻着天罡地煞名号的石碣。即便古人也觉得这些情节纯属无稽。但也有一种可能，作者利用了其中一些神鬼故事，迂曲地说明事实真相。玄女娘娘在授书时曾向宋公明交代，此书“只可与天机星同观，其他皆不可见”。现在谁都知道，天机星是智多星吴用，但根据《水浒》，一百单八将的天罡地煞名号是在第七十一回才出现的。在那一回，宋江看过石头上的文字，还做出惊讶状，说：
“鄙猥小吏，原来上应星魁,众兄弟也原来都是一会之人。上天显应,合当聚义。今已数足，上苍分定位数，为
大小二等。天罡、地煞星辰，都已分定次序，众头领各守其位，各休争执，不可逆了天言。”
看来，宋江在这之前不知道有天罡地煞这回事。可 在第四十三回，作者就写道，宋江每日“与吴学究看习天书”。他是如何知道天机星就是吴用呢？作者在这里很隐晦地写出，所谓玄女授书、石碣天文，全是宋江、
吴用、公孙胜一伙人炮制的骗局。宋江与吴用与其说在“看习天书”，还不如说他们在密谋如何夺权、服众。
在下一篇博客，我将尝试着对武松与潘金莲的关系做一番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