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不像”依依惜别
尊敬的各位读者:
衷心感谢各位自“四不像”博客于2009年6月上线以来一路追随，不离不弃！
最初我曾在博客的介绍中说过，我将通过“四不像”与诸位分享我在中国改革开放前夜、初期、直至现在所经历的各种奇闻异事。
“四不像”的优势在于可以通过一个长期外籍居民的视角，透视中国近年来的巨大变迁。但时至今日，我觉得应该有所创新。因此，在不久的将来，你们会看到我将从一个全新的立足点和角度，推出一个新的博客。
但是，有些东西是不会改变的。比如：无论是好是坏，我的头脑以及我对事物的看法都不 (…)
留学申请黑幕：要不要教孩子说谎？
“学校总是江河日下，而且历来如此。”
——威尔•罗杰斯（Will Rogers）
“接受教育是必须的，但不要受学校的干扰。”
——马克•吐温（Mark Twain）
一个社会的教育体制总要在大众和领军人物的推动下，朝着更高的标准和期望发展，因为社会的未来取决于它所塑造培育出的年轻一代，包括他们将来服务、领导、发明、创新、提供就业、管理他人和抚养子女的能力。
上述两位美国著名评论家的金句说明，我们从来不乏意见领袖来炮轰当代教育无力满足社会的预期，历史上这样的例证层出不穷。
中美两国 (…)
“这是您的名片还是家谱？”
从上世纪70年代中我搬到中国起，中国的名片就以有趣的方式记录着时代的变迁。
记得我第一次到访中国内地时，那里还没有名片。为了搞清会议桌对面坐的是谁，我们必须玩一些猜谜游戏。不使用名片不仅是因为纸张短缺，也反映出当年对来访人员开放信息的程度。
那时候认为提供全名和职务并不重要，反正当年也没有什么来往，至少在商业事务上情况是如此。
中国在世界大家族中有个显著特点，就是庞大的人口和稀少的姓氏形成了反比，大约15亿人仅使用100个常见姓氏，共用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人多，姓少 (…)
你想要私人小岛还是私人飞机？
快四十年了，我一直都是香港主要的英文日报——《南华早报》的忠实读者。对于任何一件朝夕相处这么久的东西，特别是刊物，作为一名老读者，我是爱恨交织。
每天购买同一份刊物长达N年，或多或少都会让消费者（也就是我自己）对刊物本身、刊物的内容以及它的设计，或者至少是自己特别感兴趣、最关注的部分，比如喜欢的专栏作家、版块、特写、漫画或者其他什么产生一种类似主人翁的感觉。
最近，《南华早报》聘请了一位世界知名的设计大师，对报纸进行重新设计。为此，我要向他们脱帽致敬， (…)
我的第一次中国之行（三）
我要在这儿做些什么呢？
我的首次中国之旅起源于一个不太可能的时间和一个不太可能的理由：那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芝加哥郊区。
1966年夏天，美中两国还处于敌对和非对话关系之中。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美国媒体当时将大陆称为赤色中国或共产中国。
在这种背景下，我那个夏天从就读的高中收到一张用IBM机器打印出的纸条，建议我在高二选修中文。
60年代中，在美国中西部的高中里学习赤色中国语言被视为十分怪异和可疑。人们对麦卡锡时代的反共拘捕仍然记忆犹新（见尾注）。
说起我学中文的事 (…)
我的第一次中国之行（二）
在广州火车站，我见到了迎接我们的接待方代表。当时，有理由并获得批准可以和外国人讲话的人只能介绍自己的姓氏。严格地讲，只能称呼他们为“同志”，比如李同志、王同志等。
中方那时还没有开始使用名片，表面上看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暴露过多的敏感信息，比如姓名、地址和电话号码。但对普通中国人来说，被扣上“里通外国”的帽子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这同时也意味着交流沟通是以单位为主，而非个人。那时中国人在街头巷尾随意和外国人谈话要冒极大的风险。
天气预报同样也要保密，因为它注定 (…)
我的第一次中国之行（一）
广交会
1975年4月的某天清晨，我满怀兴奋之情，从香港的老九龙火车站登上了前往广州的列车。老九龙车站位于天星码头附近，当年的钟楼如今依然伫立在旁边。虽然从香港到广州坐火车只有80英里，但车程却需要整整一天。
学了七年的中文，终于能有机会去看看讲普通话的地方，我激动万分。尽管当时我只是一名总部在香港的贸易杂志的助理编辑，但凭借美国商会驻香港代表团成员的身份，我还是获得了出席广交会的邀请。
那时邀请函并不容易得到，尤其对记者而言；签证也只发给接到邀请的人。在香港，邀 (…)
香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可它到底在哪儿？
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搭顺风车还是年轻人常见的旅行方式，让你可以既经济实惠又妙趣横生地从一座城市穿越到另一座城市。在主要的州际公路旁，经常可以看到一些人（多为男性）站在匝道入口处，随身带着一块纸板，上面是手写的搭车目的地。当然，即便是在当年，搭车也存在着安全隐患，但总体来说，那个年代相对还较为安全和简单，一些隐患也比较好控制。
如今，你仍会在路边见到举着纸板求助的人，但他们要的是钱或者工作，不再是顺风车了。
出大学校门一年以后，我离开芝加哥 (…)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最近，我看了一本非常有意思的书，书名是《地域性思考——论东西方的思维差异及成因》。作者是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理查德•尼斯贝特。
尼斯贝特毕生致力于对文化及认知的突破性研究，探索文化差异为何、以及如何造就出了思维方式的不同。
在本书的自序中，尼斯贝特坦陈自己曾一直对人类思考的本质持普遍主义观点。普遍主义者相信，所有人类种群皆拥有相同的感知及思维方式，之所以出现文化差异，更多是由于接触的世界或教育不同所致，而非认知过程存在差异。
数年前，尼斯贝特曾与他人合著《人类推理》 (…)
有一天你可能会变成外国人
全球化以及与之相关的流动性激增带来一个副作用，就是让传统的“外国人”定义过了保质期。
如果一个欧洲人生活在中国的时间比在家乡还长，又逐渐对汉语和中国文化了如指掌，那他还算是中国的外国人吗？或许相对而言，他在故乡倒更像是外国人呢？
如果一个北京人在加拿大上学，毕业后留在那里生活工作了二十年，融入了主流社会，组建了家庭，根本就不打算回国，那她的思考和行为方式像不像外国人呢？我们怎么来定义这个标签呢？
抑或上述两个例子的主人公都已经从简单、普通的“外国人”升级为 (…)
Sibuxiang
I have lived in Hong Kong and traveled frequently in China since 1974.
My blog posts will begin with anecdotes, and photos from before the Open Door era, or during its early days.
My posts are bi-lingual, in English and Chinese. Click on the title of any post, and the bi-lingual version will appear.
Sibuxiang is a deer-like animal known in English as Pere David's Deer. In Chinese it also means “neither fish nor fowl”.
I welcome your comments and feedba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