烦心的证明

最近在电视上看见一条新闻，说是安徽的一个女孩需要办理教师资格证，然而却遇到了麻烦。在进行认证的思想品德鉴定表上有一项“有无犯罪记录”需要填写，因为这个女孩其实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单位，所以必须需要当地的居委会盖章表示她无犯罪记录。然而居委会要求必须让派出所先开具无犯罪证明后他们才能盖章，派出所则要求必须需要无犯罪证明的单位先开需要无犯罪证明的证明，他们才能开。派出所提出，让她先到教育局先开证明，而教育局的工作人员称，他们无法出示这个证明。

实在无奈之下，这个女孩只好向记者求助。记者随后对派出所、教育局、居委会逐个打电话了解，教育局和居委会还是那套说法，派出所得知情况后，就“随即挂了电话”。让这个女孩庆幸的是，在记者介入的一个小时后，当地派出所按特事特办给她开了证明。而且在事后电视台对派出所的采访中，警方一直在强调是特事特办。

这件事让女孩花了两天的时间，花费了不少精力。事后，这个女孩在面对镜头接受采访时表示，她认为开这个证明不应该如此大费干戈。她认为在今天互联网时代，教育局和公安局之间应该进行联网共享，当群众需要办理此类证明时，只需要联网查询即可，不应该让百姓为了开具一个简单的证明，还要被各方推诿得如此复杂。

看完这条新闻，不禁让笔者又想起了几年前央视暗访时的河北在京青年为办理护照往返河北6次，以及今年4月初媒体刊登的北京市民为出国旅游需要证明“我妈是我妈”报道。这些报道一出，就引起了广大网友的纷纷吐槽。另外，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很多时候，正是这些各种奇葩证明，让老百姓疲于奔命，造成了所谓的办事难。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老百姓不可避免地因为各种事由需要办理各种证明。然而问题在于，这些证明往往不是非办不可的，有些只是可办可不办的，其原因是由于某些单位的内部流程规定需要。还有，老百姓会经常碰到一些部门相互踢皮球的情况，该承担的事情不办，该共享的信息搞封闭，该提醒公众的不提醒，谁也不愿意主动负责，更不给办事人指条明路。甲部门说需要乙部门的证明，而乙部门反过来又以甲部门证明为办事前提，让百姓陷入了一种“死循环”的怪圈中。至于为什么非要这个证明，得到的回答往往是“就是这么规定的”，一句话噎得百姓心里很不舒服。

奇葩证明也好，证明过多也罢，从表面上看，这是因为原本应由相关职能部门之间相互核实的事情，同级职能部门之间却互相推诿，谁也不愿担责，把皮球踢给了老百姓。实际上说到底还是权力任性，一些部门和工作人员的自由空间过大，没有根据法律和制度的规定来操作，有的甚至以此寻租。

要根治这种问题，当务之急就是要打破各职能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简政放权。不需要审批的，就不能把手伸得太长、管得太宽，不能再让百姓去开具奇葩的各种证明。办事部门要正视老百姓需求，真正把审批事项减下来，让办事程序简便易行，让公众少付出办事的成本和精力。只有这样，才能让公民个人越来越感受到简政放权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使每一位公民的合法权利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

如今已经进入了互联网时代，政府部门也一再呼吁全社会要有互联网思维，并且还有不少推动措施。那么，在笔者看来，政府通过大数据把部门信息、公民信息进行连通、共享，其实并不困难。如果政府部门真有互联网思维，那就应该打破各地区各职能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建立一个公共信息库，实现综合数据联网，不同地区不同部门联网操作，就可以进行公民基本信息的内部调取，而不用老百姓再去办那些烦人的证明了。这实现起来当然有一个实现过程，但只要把百姓的事情放在心上，想着如何为群众服务，那么证明难开难办的问题就会逐渐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