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击“限购”带来的一些思考

随着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有越来越多的家庭拥有了汽车。人们在享受便捷的同时，也带来了交通的拥堵和空气质量的恶化。为了缓解上述问题，有关城市的管理部门出台了限行和限购等政策。然而，在管理部门制定和发布政策的过程中，却出现了一些在人们看来不够妥当的 问题。

据新华社报道，杭州市政府于3月25日19时宣布，从26日零时起正式实施机动车限牌，对市行政区域内小客车实行增量配额指标管理，增量指标须通过摇号或竞价方式取得。这个公告一出，大批市民不得不一边在“限牌倒计时”期限内抢购车辆，一边质疑如此做法有损政府管理部门的公信力。

笔者认为，不管从公共政策应遵循的程序还是实际效果看，市民的质疑之声都有道理。限牌政策属于典型的公共政策，应当经过与市民充分讨论的程序才能实施。即使是出于治理城市交通的急迫需要，担心漫长的、难以取得共识的讨论会造成治堵进程迟滞，也应该让市民享有知情权，将限牌作为可能的政策选项公之于众。

然而根据媒体报道，杭州市可能限牌的消息，从2011年就开始流传，已经让杭州车市几度升温。几年时间内，当地多个政府管理部门十余次辟谣，称杭州公共交通体系以及路网建设尚不具备限牌条件，限牌是车商为了刺激消费进行的炒作。甚至就在宣布政策的几天前，杭州的有关部门还在说“无此消息”，可转眼就以实际行动为“谣言”正名。

其实如果是为了正当理由，限牌完全可以公开进行。最先推行汽车限购的北京，在政策发布的前一周，就进行了意见征集，至少给了市民心理缓冲期。后来的广州、天津等地，搞的却是突击发布，当时的媒体舆论就多有批评。这次杭州不但没有汲取教训，反而是如此效仿搞突袭，凸显了管理部门的言行不一。

当地政府表示，推出限牌是为了保护大气环境、治理城市拥堵，但这初衷良好的民生政策，却在执行中让市民心里更加添堵。这种初衷与结果的强烈反差，反映出政策的制定和施行没有完全做到以人为本，对公众利益缺乏周到细致的考虑，对单一政策在复杂社会环境中的后果也缺乏应对之策。

作为行政手段，限牌固然可能在一个阶段内起到治堵作用，但长期来看，治理拥堵需要城市规划的优化、区域职能的清晰等一系列城市治理的政策组合升级才能实现。限牌作为治理空气污染的权宜之计，或许不得不做，但是，在做的过程中，也得遵守基本的法治底线，摒弃简单粗暴的做法。这样才能减少限牌对于社会的冲击力，尽可能化解百姓的不满和怨气。

对这种以牺牲公信力为代价的限牌政策，应该认识到它的弊病。一个不够严谨的决策过程，就可能会削弱公信力。要避免这种情况并不难，管理部门在决策时需要不隐藏不误导。做到透明，是政策推行最好的方式。在利益多元的社会中，现代化的治理，正需要把公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多考虑百姓的承受力和适应性，多一些公开决策和公众参与，在协调各方利益时考虑效率与公平，这样才能避免执行政策中的走样变形，把每一项决策变成通往善治的铺路石。这同时也正拷问着政府管理部门的治理责任和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