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信任需要社会和个人共同努力

今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发布社会心态蓝皮书《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2-2013》之后，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报告中写道：“目前，中国社会的总体信任进一步下降，已经跌破60分的信任底线。人际不信任进一步扩大，只有不到一半的调查者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可信，只有两到三成信任陌生人。”

此次调查结果还显示，除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下降，超过七成人不敢相信陌生人，从行业和部门来看，人们对商业、企业信任度最低。同时，不同阶层、群体间的不信任也在加深和固化，官民、警民、医患、民商、官商等社会关系的不信任程度也在进一步加深。

尽管这份蓝皮书的结论只基于7个城市不到2000份样本的调查数据，其是否能客观反映出中国社会的总体信任状况，还存在一些质疑。但环顾我们身边的生活，这个调查结论却在很大程度上验证了很多人的切身感受。

为买到放心奶粉不得不海外代购；出外吃饭担心食品安全；买房担忧房屋质量；想献爱心却质疑慈善机构是否公正透明……无论是对他人，还是对企业机构、一些政府官员的行为、动因判断，总不自觉地产生质疑。这些尴尬的景象，构成了目前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的世态剪影。将其进行归纳，不难得出“信任缺失”的命题。

“信任缺失”既是社会总体信任度低下的缩影，更是社会总体信任度不高的根源之一。说到社会信任，政府诚信始终是不能回避的关键一环。这是因为，政府诚信是社会信任建设的基础。正如蓝皮书编者所言，民众对广告、房地产、食品制造、药品制造、旅游和餐饮等行业的信任度很低，很大原因是由于一些政府官员的不作为、乱作为或贪污腐败。

如今，一些地方政府的诚信建设依然相对滞后，不讲诚信的现象时有发生：如价格听证会上让民众被代表；承诺民众的事情并未做到；官员违纪违法事件被隐瞒或不了了之；财务收支、公车数量、官员升迁等不透明。今年春节过后的各地政府纷纷出台的限制“以人查房”规定又在民众与政府的看法间掀起波澜，甚至像《人民日报》这样的官方媒体也对此提出了质疑。

很明显，一旦地方政府诚信缺失现象严重，对社会风气起到不好的示范作用是可想而知的。政府公信力的流失，肯定会使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产生无形的隔阂。一些地方官员的失信行为，拖累了社会信任。正因如此，在建设社会信任体系的过程中，应该拿出具体的奖惩措施来有效过滤和净化一些官员的不诚信之风。

从另外的角度来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精神追求的多元化，公众的需求也逐渐提高。在资讯高度发达、信息异常透明、科技日新月异、民主意识日益增强的今天，公民的自我保护意识增强了，对客观环境和生存状况包括社会诚信度会要求会越来越高，也更加挑剔。由此看来，这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因而，传统的“人际信任”可能产生了局限性，这时就需要向“制度信任”这种形式转换。而“制度信任”的构建，就需要加强法律制度建设。也就是政府以身作则，用自身尊重法律和严守制度的方式，来带动整个社会养成相信法律和遵守制度的好习惯。

但可喜的是，在今年春节前后，我们通过媒体报道又看到了信任的回归：有好几起，打工人员在外在努力工作了一年之后，带着自己攒下的大额工资回家时，因为一些原因不小心把钱丢了之后，我们没有看到趁火打劫的人，而是更多素不相识的市民拾金不昧、伸手相助，最后失而复得。

其实，对社会多一份信任，对周围的人和事多一份宽容和理解。这样做，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好处。而要做到这一点，不仅要依靠公共权力部门的提倡和引导，更需要全社会的努力，从自我做起，在生活环境、生活方式、传统习惯、道德规范等诸多方面，形成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气氛。同时，必须要从制度层面来解决社会信任问题，从制度上、法律上和管理机制上降低信任风险，特别是从公权力这个社会信任的核心环节入手重建社会信任。只有这样，才能减少人与人之间的猜忌、怀疑，增强互信，促进社会的长足发展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