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知道答案

微博上每天都有一些夺人眼球的消息，像无数散落的碎片让人眼花缭乱。如果你能对这些碎片多动些脑筋，碎片后面的真相就会浮出水面。

夏骏先生是曾经轰动一时的电视片《河殇》的编导，他写的微博我经常跑去看。昨天，我在他的微博上看到这样一条内容：

最近接触到多位县级宣传部长，目前他们的一个普遍业务压力就是应付媒体记者的“新闻敲诈”。一些记者以掌握负面新闻线索欲进行舆论监督的名义来威胁曝光，然后进行谈判，给多少钱可以撤单走人，否则将加大曝光力度。一个国家级贫困县一年也要付出几十万。“上半年就来了28批”，一位部长无奈地摇摇头。

截至到今天上午，这条微博有16216次转发和5124条评论。应该说，这是一条比较热门的微博了。我把这条微博挑出来，并不是想借此说新闻业的现状，而是想说一说如何从这条新闻中推论出被隐藏的东西。前者虽然也是我非常想说的一个话题，但是那是制度问题。而后者，是一个技术问题，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掌握的。

掌握这项技术，有什么好处呢？说实在的，真的没有什么好处，即不能扬名也不能立腕，如果你对挖掘真相不太感兴趣，如果你只是热衷于用犀利的言辞抨击各种不公正的社会现象，那你完全不必了解我想说的，因为这项技术太过简单，甚至，我连这算不上是一项技术都不太有把握。

上周，《扭腰时报》驻上海记者站的站长发表了一篇文章，罗罗嗦嗦地说了一大堆，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他用一年的时间对一个家族的财产进行了调查，最后估算出了一个数字。后来，他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说明他的调查方法。

其实，他的方法不过是最普通的估值方法，并没有什么神秘的地方，十年前我在《福布斯》中文版做中国富豪榜的时候，用的就是这种方法。如果你不是律师也没有关系，你只需要拿着你的身份证，到工商局的办公大厅去，只要你交钱，就随时可以查，当然，打印还要再另付一笔费用。那位记者说他收集到了几千页的资料，其实，真正有用的就那么几页。

与这位记者相比，十年前，我陪同福布斯的一位高级记者Justin在北京和上海调研，那个过程才让我大开眼界呢！Justin曾经为福布斯制作了大量覆盖美国以外，特别是亚太地区的富豪榜，比如亚洲40位富豪。

那天，我们俩一起坐火车到天津，调查当地的一家类似安利的保健品企业。对方对我们不是很友善，我们所有的行动都只能在他们指定的范围之内，所有涉及股权、利润等方面的问题也一律不予回答。Justin提出来要参观生产线，对方同意了，参观的时候Justin问了几个很简单的问题。然后，我们拎着对方给我们的一些企业和公司的产品资料，就被他们打发走了。

回北京的路上，我觉得很沮丧，心想又是一事无成，怎么和老板交差呢？我正发愁的时候，只见Justin拿出笔和纸，写了几个数字，然后列了一个算式之后，得出一个数字。他在那个数字上划了一个圈，对我说，这就是他对这个公司的大概的估值。我当时就懵了。Justin人很和善，他耐心地一步一步给我讲解。我非常惭愧，因为他是学哈佛大学English Literature专业的研究生，并不是学理工科的，却对算术这么在行。

他是这样算的。

我们参观生产线的时候，他用自己的手表观察了一下五分钟之内生产出多少个产品，由此他测算出来这条生产线一年的产量。之后，他问对方，他们有几条这样的生产线，对方告诉了他，这样，他就推算出这款产品的年产量。这款产品是这家企业最核心的产品，对方提供的数字是至少80%以上。这样就大致算出这家企业的产量。之后，他拿出产品手册，找到这款产品的报价，就得出了这家企业的的销售额。前面说过，这家企业的模式是安利，而安利的市盈率是一个已知的数字，根据这个数字，Justin大致推算出来这家公司的市值。就是这么简单，不过就是用到了小学时候的加减乘除。

十年之前，中国私人企业上市数量十分有限。而今天，大量优秀的私人企业已经接受了公开募基资金这种方式，在国内或者海外上市，家族的财富状况也变得越来越透明。我们过去这种简直像地道战似的调查方法，已经不太派得上用场了。

我们调查的这家公司，按照Justin当时估算的市值，低于我们富豪榜的门槛，也就是说，我们前前后后忙活了这么长时间，好不容易把他弄清楚了，但是白搭。

回到办公室，给老板写调研报告，老板知道了，很是失望。没有找到一个能上榜的富豪，我心里觉得不爽但是也没脾气。就在我回北京的第二天，峰回路转，我看到了这家公司在美国借壳上市的消息。到雅虎上一搜，想要找的数据全部一目了然。他终于能上榜了！

我兴奋不已，赶快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的老板。谁知他竟然很不满地说，那个壳里面注入的是他的一部分资产还是全部资产呢？你能再调查一下吗？

这样的例子，在我们调查富豪榜的过程中，每一位编辑都多多少少遇到过。现在想起来，非常有感触。

说跑题了，现在我来说说夏骏先生的这条微博。看完这条微博，我想试着根据这些数字分析出更多的东西。于是，我大概估算了一下。根据我的估算，每批记者索取的数额平均在一万元左右。

我的推算其实很简单：一年付出几十万元，那么半年的花费应该在十几到四十万元之间。我们知道，上半年因为有农历春节，一般下半年的要比上半年活跃。所以，上限可以从四十万降到三十万元。今年上半年已经来了28批。一般开价都是整数，比如五千，一万。很少有一万二，或者一万三的。所以，大致来说，上半年这个贫困县应付这28批记者应该花了28万左右，这个数字也符合我们定的上限：30万左右。

一万元是个什么概念呢？百度上搜一下，找到以下内容：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4条规定：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敲诈勒索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根据刑法修正案（8）修订） 　　

2 根据相关司法解释，“数额巨大”是以1万元至3万元为起点。

这是不是说这些记者都应该被抓起来呢？不是的。他们是否触犯法律、是不是“敲诈”，应该由法院来裁定。

什么样的媒体会去“敲诈”一个贫困县呢？按照中国的特点，一般来说，其他省的记者不会跨省报道。其他县的媒体也不会超越自己的报道范围。

应付一批媒体平均要花1万元，这是不是事实？不是，这只是我的推断。这是不是真相，也许是也许不是。但是，对这个贫困县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谈判、不给钱，不封口，而是大大方方地接受媒体的监督，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如果你对我说的方法有兴趣，你会发现，值得深入研究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我刚刚看到，微博上有人贴出来一张今年10月30日西安到深圳的K448次列车硬卧车票，票面上的价格是2元。据说，这2元票价是铁路内部员工独享的，而正常价格是423元。今年第三季度铁道部公开的数据是税后利润负85亿元。算一算，你能找到些什么？

 

未经本人同意，请勿转载。2012-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