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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逝的年味

明心堂主2014-02-21

今年是父母、老公和我第一次在北京过年。我心里自然希望让父母好好体会京城春节的别样风情,也好回去和亲友有一番谈资。春节前我专门让本地的朋友推荐了过年的去处,没想到这一问让很多人犯了难,最后支吾着给出的答案是:庙会。

入乡随俗,大年初四,我们一家四口开车奔向最近的地坛庙会,一路上的交通提示牌上都在显示:地坛庙会周边车流量大,停车位有限。在拥堵中缓慢绕行到地坛西门,找车位花了近二十分钟,最后在距离西门500米的地方停了车,交了20元停车费。跟着人流走到公园门口,买了10元一人的门票。进园以后,发现有些小吃摊位(朋友专门嘱咐不要吃羊肉串)、射击游戏、所谓的“民俗体验”(坐轿子吹喇叭)、土特产(王府井、前门随处可见的那种旅游商品店里的货色)。一开始父母还指望着公园深处会有“玄机”,走了半天,发现不过是个临时围出的祭坛,供游人买香烧香,对着几尊像跪拜不迭,我猜很多人连拜的是哪路神仙都不知道。逛了不到半小时,老爸回头看看不断涌入的人流,担心拥挤踩踏,斩钉截铁的说:“撤!”于是我们和大拨人流反向而行,几乎是落荒而逃般离开了公园。回去的路上老妈很心疼门票钱和停车费,一个劲儿的大呼“受骗”。

接下来的几天,开车路过地坛庙会时,还能看到从里面出来的人们,很多人手里高举着红灿灿的塑料制成的糖葫芦,或者是颜色俗艳的假花。“这庙会有什么可去的?怎么一年年都乐此不疲?”假期之后,我问北京的同事,“嗨,没地可去呗。”

北京春节的无聊经历让父母开始怀念老家,但其实仔细想来,过去十多年来,老家的年味也是一年比一年寡淡,看春晚、放鞭炮、吃饺子、走亲戚……一年一年大同小异。亲友们聚在一起,找一些不疼不痒的话题,实在无话可说就打麻将或是狂饮烂醉,维持着人数的规模和喧闹。

然而不能否认的是,关于春节的美好回忆,仍然是存在的。那是我上小学的时候,1989-1995年之间。那时我们一家三口刚从农村来到城市,父母逐渐站稳脚跟,收入不断增加。到过年的时候,每个人都要从头到脚穿新的,往往需要提前一个月开始采购,一些热门商品还常常断货。姑姑婶婶会在过年之前仔细的烫头发(港片里那种前刘海像锅盖一样挺的锅盖头,两边向上翻起,好像叫“翻翘”头,也叫“小姐”头,当时“小姐”不含贬义),大初一穿着新买的皮衣或是裘皮或是貂皮,花枝招展的“比美”。姥姥家在农村,小舅当时承包了镇里的面包厂,收入不菲,每年过年前都到城里购物一番。大年初二我们一家“回娘家”,看着他骑着摩托车、穿着上千元一套的羊毛呢子西服,外套皮风衣,土豪得一塌糊涂。小舅的家里当时盖起了300多平米的两层小楼,如今看起来都是豪宅,每年过年放完鞭炮的红色碎屑会堆满半个院子。

长大后我知道,当时经济改革加速、收入的增加和商品的供不应求鼓舞了人们的乐观和亢奋。那时候,农村是改革的先受益者,涌现了多少万元户、十万元户。那时候,大家庭尚未解体,虽然我们这一代大都是独生子女,但经常和堂表兄弟姐妹在一起。那时候,还没有现在这么多这么尖锐的社会问题:环境污染、食品安全、春运、房价上涨……随着资源向城市集聚,城乡之间的鸿沟不断拉大;很多“独一代”长大后,到异地上大学、就业、结婚生子,加之祖父母一代的离世,大家庭分崩离析;而正在经历的各种生存焦虑,让人们在不同生活轨迹上的各怀心事,渐行渐远。

尽管我们知道怎样一路走来,但是那些美好却再也回不去了。无聊在不断自我复制,只不过在年节这样的特殊时点,更加刺目而已。正如格非在《春尽江南》中写道的:“时间已经拒绝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你在这个世界上活上一百年,还是一天,基本上没有了多大的区别。”我们能做的,或许只有调动自己的全部毅力,和灰心丧气顽抗下去,并且在很多时候,学会“人艰不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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