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逝的年味

今年是父母、老公和我第一次在北京过年。我心里自然希望让父母好好体会京城春节的别样风情，也好回去和亲友有一番谈资。春节前我专门让本地的朋友推荐了过年的去处，没想到这一问让很多人犯了难，最后支吾着给出的答案是：庙会。

入乡随俗，大年初四，我们一家四口开车奔向最近的地坛庙会，一路上的交通提示牌上都在显示：地坛庙会周边车流量大，停车位有限。在拥堵中缓慢绕行到地坛西门，找车位花了近二十分钟，最后在距离西门500米的地方停了车，交了20元停车费。跟着人流走到公园门口，买了10元一人的门票。进园以后，发现有些小吃摊位（朋友专门嘱咐不要吃羊肉串）、射击游戏、所谓的“民俗体验”（坐轿子吹喇叭）、土特产（王府井、前门随处可见的那种旅游商品店里的货色）。一开始父母还指望着公园深处会有“玄机”，走了半天，发现不过是个临时围出的祭坛，供游人买香烧香，对着几尊像跪拜不迭，我猜很多人连拜的是哪路神仙都不知道。逛了不到半小时，老爸回头看看不断涌入的人流，担心拥挤踩踏，斩钉截铁的说：“撤！”于是我们和大拨人流反向而行，几乎是落荒而逃般离开了公园。回去的路上老妈很心疼门票钱和停车费，一个劲儿的大呼“受骗”。

接下来的几天，开车路过地坛庙会时，还能看到从里面出来的人们，很多人手里高举着红灿灿的塑料制成的糖葫芦，或者是颜色俗艳的假花。“这庙会有什么可去的？怎么一年年都乐此不疲？”假期之后，我问北京的同事，“嗨，没地可去呗。”

北京春节的无聊经历让父母开始怀念老家，但其实仔细想来，过去十多年来，老家的年味也是一年比一年寡淡，看春晚、放鞭炮、吃饺子、走亲戚……一年一年大同小异。亲友们聚在一起，找一些不疼不痒的话题，实在无话可说就打麻将或是狂饮烂醉，维持着人数的规模和喧闹。

然而不能否认的是，关于春节的美好回忆，仍然是存在的。那是我上小学的时候，1989-1995年之间。那时我们一家三口刚从农村来到城市，父母逐渐站稳脚跟，收入不断增加。到过年的时候，每个人都要从头到脚穿新的，往往需要提前一个月开始采购，一些热门商品还常常断货。姑姑婶婶会在过年之前仔细的烫头发（港片里那种前刘海像锅盖一样挺的锅盖头，两边向上翻起，好像叫“翻翘”头，也叫“小姐”头，当时“小姐”不含贬义），大初一穿着新买的皮衣或是裘皮或是貂皮，花枝招展的“比美”。姥姥家在农村，小舅当时承包了镇里的面包厂，收入不菲，每年过年前都到城里购物一番。大年初二我们一家“回娘家”，看着他骑着摩托车、穿着上千元一套的羊毛呢子西服，外套皮风衣，土豪得一塌糊涂。小舅的家里当时盖起了300多平米的两层小楼，如今看起来都是豪宅，每年过年放完鞭炮的红色碎屑会堆满半个院子。

长大后我知道，当时经济改革加速、收入的增加和商品的供不应求鼓舞了人们的乐观和亢奋。那时候，农村是改革的先受益者，涌现了多少万元户、十万元户。那时候，大家庭尚未解体，虽然我们这一代大都是独生子女，但经常和堂表兄弟姐妹在一起。那时候，还没有现在这么多这么尖锐的社会问题：环境污染、食品安全、春运、房价上涨……随着资源向城市集聚，城乡之间的鸿沟不断拉大；很多“独一代”长大后，到异地上大学、就业、结婚生子，加之祖父母一代的离世，大家庭分崩离析；而正在经历的各种生存焦虑，让人们在不同生活轨迹上的各怀心事，渐行渐远。

尽管我们知道怎样一路走来，但是那些美好却再也回不去了。无聊在不断自我复制，只不过在年节这样的特殊时点，更加刺目而已。正如格非在《春尽江南》中写道的：“时间已经拒绝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你在这个世界上活上一百年，还是一天，基本上没有了多大的区别。”我们能做的，或许只有调动自己的全部毅力，和灰心丧气顽抗下去，并且在很多时候，学会“人艰不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