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乡记——中国式迁徙
大年初二的凌晨四点半，小女孩被父母叫醒，极不情愿的在睡眼迷离中自己穿上衣服，跟着早已收拾妥当的父母走出门去。父母的手中拎着大包小包的年货。走到公共汽车站，成为首班车上唯一的乘客。来到火车站，等候着开往姥姥家的绿皮火车。站台上陆陆续续的来了很多人，女孩看不清他们的长相和穿着，共同点是手里的年货，红色或金色的盒子，喜庆夺目。上车，占座，放东西，一番喧闹之后整个车厢的人落座，火车缓缓的向郊外驶去。经过4个多小时的颠簸，终于到达了小镇上的姥姥家。姥爷推着自行车站在站台上，远远的看见他们就开心的大笑，嘴里的银牙一闪一闪。到家后，表弟表妹早已经迫不及待的跑出来，一句“过年好”之后，就开始叽叽喳喳的捣鼓去玩什么。父母则带着年货往舅舅家一家一家的送，亲戚们脸上都挂着笑。围绕在炕桌旁，亲戚们带着羡慕和好奇，听女孩的父母讲起城里的事，女孩坐在烧得发烫的炕上，觉得屁股硌得疼得慌……
——这是1987-1994年间每年春节我和父母的还乡经历。
夕发朝至的特快列车，硬座学生票，12小时的夜路，和同路同学用大连话聊天，打滚子（大连独有的扑克游戏，类似于升级）。到家后父母听我讲着一学期在学校的趣事，翻看着给他们在北京买的新年礼物，一边说“乱花钱”一边笑不拢嘴。
——这是2001-2005年间我在北京上大学时的还乡经历。
“别说3000了，5000我也出，也得回家过年。”
——2005-2007年，我在香港念研究生，过年回家的往返机票3500元。平时极度节俭的爸爸说的这句话，让我两年都乖乖买全价机票回家过年。
“唉，两年才回来一次，一会儿又走了。”
——研究生毕业后回到北京，结婚之后，和老公轮流回各自老家过年。这句感慨每年回家都会听到。
今年，因为怀孕的缘故，不用回老家过年，而是父母来到北京。躲避了抢票高峰，免去了舟车劳顿，也省了围绕请假的种种计算，世界似乎倏忽间豁然开朗了。自在之余，不免开始回忆起以上的一幕幕往事。父母那一代都是农村的，奶奶家这边，因为父亲和姑姑接班、叔叔考学得以进城，而姥姥家这边则一直生活在农村。每年春节父母带着我“回娘家”的习惯，一直持续到姥爷过世那年。再后来姥姥也去世了，从大连到小镇这条路便渐渐断了。现在妈妈也要做姥姥了，以后会常驻北京帮我带孩子。快六十的她回想起自己大半生的迁移，充满了自豪感：“小时候在农村，就想进城，现在成了大连人了，又到了首都了，将来没准还能出国，去美国！”
然而，当我和妈妈说起我在美国的高中闺蜜（她和我几乎同时怀孕，父母、公婆轮流漂洋过海到美国照顾她）时，她说：“房屋一间地无一垄，都得靠巴极（大连土话，意为拼命、艰难的生活），家里面的一针一线都得靠自己挣，没有人能帮你，太不容易了。”同为迁徙者，她对我们这代人离乡打拼的艰辛感同身受。
往更好的地方去，追求更好的生活。这样的梦想支撑着一代代的中国人背井离乡，不断漂泊。但我很想说：我已厌倦了漂泊。我希望一家人一直在一起。希望经常探望父母，一家人吃一顿团圆饭。希望老少三代其乐融融。希望……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这希望是如此的奢侈。对于迁徙者来说，要实现这愿望，意味着在打拼的城市拥有三套固定住房，自住加上给双方的老人。想想罢了，每年春运，我们还是得加入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迁徙，把“回家过年”作为坚定的信仰。在这种信仰背后，是资源错配、制度扭曲背景下的一部部个人奋斗史，从起点到终点的线性连接，像一袭华美的袍，覆盖了那些细碎但尖锐的疼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