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终将老无所依？

几年前采访一个社会学和经济学的老专家，谈及放开“二胎”的问题，他痛心疾首的说：“现在已经晚了，再不放开后果不堪设想。”和我分析完老龄化趋势之后，他看着我，神色悲凉的说：“等你们这代人（独一代）老了的时候，该怎么办？”

那时候我并未将这句话放在心上，直到最近要做妈妈，生活模式迅速转变，开始面临一系列的问题：双方父母到北京带孩子怎么住？要为孩子存多少钱？孩子和老人的医疗保险怎么办？如是种种忧虑一起袭来，我反复问自己：在退休之前，我能否能应付财力和精力的双重考验？而接下来的问题更让我不敢面对：等到完成抚育下一代和照顾上一代的任务之后，我也老了，我又靠谁呢？

父母宽慰我说：不用担心，我们都有退休金，到你退休时，退休金更高。的确，他们的退休金足够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费用，加上他们省吃俭用，还能略有盈余。但众所周知的是，现行的养老保险是在现收现付、没有任何资金积累的传统养老保险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要求在职的一代人在继续承担上一代人的养老责任的同时，还要为自己积累养老金。简单说来，就是寅吃卯粮，我们这一代人交的养老保险，正用来给父母这一代人发放养老金，粗略的从单一家庭来看，也就是“一养二”。而现在“独一代”结婚建立的家庭，主流模式会是“4-2-1”或“4-2-2”。下一代人进入职场不久，我们就要退休，将使下一代人面临着“一养六”和“一养三”的巨大压力。从宏观来看，急剧缩减的“倒金字塔”人口结构，不断延长的平均预期寿命，将使养老保险的缺口不断扩大。再考虑上通胀因素，现在占到工资总额20%的养老保险缴存额，30年后又将价值几何？

从养儿防老的角度，很多人会说“双独”家庭可以选择生“二胎”，以此将“一养六”的压力平摊为“一养三”。但同时，一个家庭能否承受多养育一个子女的边际成本，需要仔细的考量。我们可以假设一个一二线城市的“4-2-2”的典型家庭，4个老人55岁都有退休金（女性）或有固定收入。“独一代”夫妇30岁，都有稳定工作。我们可以保守的估算家庭的抚育成本如下：夫妇有住房，贷款额100万，还款年限25年。在孩子不读国际学校、不自费出国的情况下，每年每个孩子的花费为3万元。夫妇二人的生活费也为每人每年3万元。在没有失能的情况下，每年每位老人由夫妇提供1万元的生活费。这意味着，到4个老人80岁时，夫妇二人55岁，已经或即将退休，需要准备的花费是：1×4×25+3×4×25=400万。这还是在家庭成员没有重大疾病和意外发生的情况下，夫妇二人平均到每年的净开销将是16万元，还没有算上通胀率。

从以上例子来看，想要“二胎”，独一代夫妇需要保证每年净收入在20万元以上，此外还需要有50-100万的存款以备不时之需，幸运的话，这笔钱能够不被动用，将和茫远的退休金一起构成独一代的退休储备。有人会说，不同城市的房价和物价水平不同，但考虑到房价、物价和工资的联动效应，不同城市“独一代”家庭的经济压力不会有太大的波动。另外一个不容忽略的事实是，很多独一代在异地定居，父母来照顾孩子需要有居所，如果需要改善居住环境，租房和买房的成本更加剧了他们的负担。

由以上假设继续推演，“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便放开“二胎”政策，很多家庭出于经济压力也不会做出选择。之所以用“似乎”，是因为在生育面前，中国人所迸发出的激情是无法阻挡的。如同莫言的《蛙》所描述的那样，在基因复制的本能信仰面前，很多人都变成了勇敢的战士。但莫言所描述的“战士”主要为农村家庭，在城市文明的浪潮中，更多人习得了理性计算。在北京，今年超生的社会抚养费为36.8万元，对绝大多数家庭来说，这都不是一个小数目。

作为独一代，为了年老时生活有靠，只能多挣钱，同时也不能太拼命，有个三灾八难的家里也伤不起。而政策制定者们，又为我们准备了什么？文章开头所提到的那位专家说过：“要感谢那些当年没有遵守计划生育的超生者，他们延迟了老龄化危机，让我们有喘息之机。”到现在，几年过去了，这宝贵的喘息之机也要消耗殆尽了。生育政策、养老制度，都还在“从长计议”。 每天下班回家时，看到租住在地下室打工者的孩子们，操着带着各种方言的普通话疯跑疯玩，我好像有了些虚妄的勇气，继而涌上忧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