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总统与大长今

韩国日前选出了历史上首位女总统朴槿惠，一些人将此解读为女性地位提升的重要事件，尤其是在韩国这个被认为“大男子主义”传统浓厚的国家。最吸引我视线的则是朴槿惠的悲惨遭遇——丧母、丧父、无偶、无子女，以及曾被割面毁容等。她的那句：“我没有父母，没有丈夫，没有子女，国家是我唯一希望服务的对象”，透出一种凛然的凄凉，犹如电影《伊丽莎白女王》里，童贞女王最后说的那句“我嫁给英国了”，也遥遥的应和了武则天的“欲成大业、必有痛失”，都在呈现女性走向权力之巅的巨大牺牲。

女性谋求事业上的成功，一直被认为是争取平等的重要途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认为，一旦家务劳动与照顾孩子的工作社会化，两性之间不平等的物质基础就消失了。建国以来的“半边天”运动，加之经济起飞之后“女强人”的成功范例，令女性经济独立的重要性日益深入人心。在商界、政界这些男性长期占据主导的领域，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崭露头角，或成为国家元首及重要领导人，或是成为商界精英人士（参见《财富》杂志“最具影响力的商界女性”评选）。

近年来在采访当中，我接触了不少成功女性，仅凭个人感受并怀着标签化的愧疚，我把她们分为两类：一类诸如女总统朴槿惠，举手投足和语言思维方式都透露出男性的坚毅与理性，她们往往孑然一身，有事业有着孤注一掷的献身倾向；另一类是“大长今”，打扮优雅得体，言谈举止温婉可人，谈及自己的丈夫和子女就会透出满足。在大众媒体当中，“大长今”们得到了更多人的青睐，由于锋芒尽收，她们巧妙的绕开了男性的忌惮、女性的嫉妒，满足了人们对于完美型的期待。

从女性权利崛起的角度来看这两类成功女性，我们可以看到两种不同的路径。“女总统”走的是一条“去女性化”的道路，接受男权结构的规则，放弃女性的社会角色。这种成功的路径，与其说是对男权结构的颠覆，不如说是对男权结构的复制与强化。这在中国古代男尊女卑根深蒂固的时期，也不乏成功的先例——武则天与慈禧等。如批评人士所说，如果扮演得当，女性不仅能考状元当将军，也能当皇帝。这类女性得有一颗坚强的心来进行取舍决断，与其事业成功相伴随的，是外界对其作为女人“失败”的批评。当然，我们要承认的是，女权运动在近一百年来取得了重大进步，女性的政治、经济地位在不断提升，在一些国家，女性的权力之路也更为顺畅，朴总统的经历也有其特定的历史、个人因素，不能一概而论。

而“大长今”的成功背后，可能是一条更为艰辛的道路。一方面，她们要从男权制度中突围，走上成功之路。另一方面，她们又需要迎合社会对女性角色的要求，扮演好妻子、母亲和女儿的多重角色，以获得认同和支持。对于多数现代职业女性来说，这正是她们所面临的困境——双重负担。在工作中，我们需要更加努力付出，以求在男性主导的职场（2011年，中国女性人口的经济总参与率为61.33%，低于男性13.37个百分点）获得认同与升迁；在家庭中，家务劳动、照顾子女父母的负担也更多的落在我们肩上。事业与家庭平衡的面子底下，往往是打碎牙齿和血吞的里子。愈多的人选择成为大长今，就愈发强化了这种结构对女性的压迫。

回到性别平等，什么是平等？在女性研究和平权运动领域，Equity正在逐步取代Equality。Equality体现的是等同、相同的含义，而Equity强调的则是“和而不同”，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主张权利的公平。同工同酬只是平等的初级阶段，真正的性别平等是充分尊重两性的各种选择，不以任何一种性别观念来对人的价值进行评判，而导致不公正的对待。当女总统不再出现在新闻头条当中，当大长今不再独自饮泣，当全职奶爸不再受到任何评价指摘，两性平等的大同世界也就快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