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被春晚调侃了吗？

无论人们是否意识到，一年一度的春晚，已经成为国民群体意识和大众思潮的集中呈现，对于语言类节目创作者来说，这是一场调侃谁恭维谁的博弈。对于观众来说，则是对号入座、不平则鸣和视而不见的立场选择。在调侃背后，隐藏的是在社会财富和阶层急剧分化和流变的浪潮中，个人自我认知和社会价值观的角力。
在今年春晚之后，女性主义又成为新的话题，贾玲和瞿颖的《喜乐街》为极致，调侃女性，通篇都用的是典型的男权视角。还有大龄剩女、女领导上位靠性贿赂等等。颇耐人寻味的是，总导演和总撰稿都是女性，筛选的节目却屡次触碰女性主义的底线。其实男性也没能躲过调侃之列，潘长江和蔡明的小品《车站奇缘》，整个小品的笑点都在调侃潘长江的“矮矬”，诸如“吉娃娃”，“躺着开车才能把油门踩到底”等等。

不可否认，语言类节目的特点和看点就在于调侃，关键在于调侃的对象是谁。早期很多语言类节目都是讽刺调侃的高手。同时，也要注意的是，讽刺调侃并不一定全是政治这样的禁区，很多社会现象同样值得关注。马季《宇宙牌香烟》针对虚假广告，姜昆《虎口脱险》则直接用喜剧的方式进入到小人物的内心，冯巩牛群的《小偷公司》剑指官僚主义，陈佩斯朱时茂的《主角与配角》则放在演艺界的分工背景下调侃，赵本山的《牛大叔“提干”》直接痛斥了吃喝之风和不作为，黄宏宋丹丹的《超生游击队》，赵丽蓉的《英雄母亲的一天》《太后大酒楼》，都成为经典的文本。
再找更经典的相声，侯宝林先生调侃过醉汉，马三立先生调侃过受骗的人，《捉放曹》《黄鹤楼》《大保镖》都调侃半瓶子晃荡爱吹牛的人。语言类节目能成为经典，一定是切中了当时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语言类节目的衰落从2000年之后就开始了。赵本山的《卖拐》系列等开始调侃残疾人，其他要么搞点毒舌，搞点不痛不痒的家庭情景剧，甚至沦为歌功颂德的工具。到如今，赵本山的退场导致讽刺的缺位，今年的反腐节目也不过是响应政策的配合之作，于是只能寻求新的调侃对象，于是“剩女”和“女汉子”就成为靶子。讽刺对象之所以只剩下这些群体，一是因为春晚体制，自不必说。二是因为如今的编剧已经失去了对于“问题”的敏锐。更重要的是，创作者本身已经陷入本该被调侃的现象中，诸如对于消费主义、反智、资本力量，他们无力对这些进行反思（抑或是春晚体制不允许），便只有捡“少数派”软柿子来捏，在调侃搞笑的包装之下，大行歧视和言语暴力之实。以为这样安全无碍，却迅速招致了抗议和声讨。
每一次引发共鸣或争议的调侃，都是群体焦虑的冰山一角，正如在对“矮矬穷胖丑”进行调侃的同时，人人都有沦为被调侃者的恐慌。我们都知道从调侃出发，很容易进一步滑向歧视和社会排斥，言语暴力也会转为社会行为，甚至上升为歧视性政策。你以为自己不是大龄剩女，不是矬男，站在多数的一边很安全，然而生老病死，风水流转，谁都可以成为少数派。
所以，我们必须捍卫不被调侃的尊严（包括性别问题、身体残疾和缺陷、性取向和年龄等等）。然而，今年当全民陷入空前的抢红包狂欢之后，有多少人还会认真完整的观看，进而吐槽抨击呢？再大胆的恶意想象一下，这些铤而走险的调侃或许是为了收视故意为之的。总局该管管了，这事儿比早恋成功、动物成精大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