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被春晚调侃了吗?

无论人们是否意识到,一年一度的春晚,已经成为国民群体意识和大众思潮的集中呈现,对于语言类节目创作者来说,这是一场调侃谁恭维谁的博弈。对于观众来说,则是对号入座、不平则鸣和视而不见的立场选择。在调侃背后,隐藏的是在社会财富和阶层急剧分化和流变的浪潮中,个人自我认知和社会价值观的角力。
在今年春晚之后,女性主义又成为新的话题,贾玲和瞿颖的《喜乐街》为极致,调侃女性,通篇都用的是典型的男权视角。还有大龄剩女、女领导上位靠性贿赂等等。颇耐人寻味的是,总导演和总撰稿都是女性,筛选的节目却屡次触碰女性主义的底线。其实男性也没能躲过调侃之列,潘长江和蔡明的小品《车站奇缘》,整个小品的笑点都在调侃潘长江的“矮矬”,诸如“吉娃娃”,“躺着开车才能把油门踩到底”等等。


不可否认,语言类节目的特点和看点就在于调侃,关键在于调侃的对象是谁。早期很多语言类节目都是讽刺调侃的高手。同时,也要注意的是,讽刺调侃并不一定全是政治这样的禁区,很多社会现象同样值得关注。马季《宇宙牌香烟》针对虚假广告,姜昆《虎口脱险》则直接用喜剧的方式进入到小人物的内心,冯巩牛群的《小偷公司》剑指官僚主义,陈佩斯朱时茂的《主角与配角》则放在演艺界的分工背景下调侃,赵本山的《牛大叔“提干”》直接痛斥了吃喝之风和不作为,黄宏宋丹丹的《超生游击队》,赵丽蓉的《英雄母亲的一天》《太后大酒楼》,都成为经典的文本。
再找更经典的相声,侯宝林先生调侃过醉汉,马三立先生调侃过受骗的人,《捉放曹》《黄鹤楼》《大保镖》都调侃半瓶子晃荡爱吹牛的人。语言类节目能成为经典,一定是切中了当时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语言类节目的衰落从2000年之后就开始了。赵本山的《卖拐》系列等开始调侃残疾人,其他要么搞点毒舌,搞点不痛不痒的家庭情景剧,甚至沦为歌功颂德的工具。到如今,赵本山的退场导致讽刺的缺位,今年的反腐节目也不过是响应政策的配合之作,于是只能寻求新的调侃对象,于是“剩女”和“女汉子”就成为靶子。讽刺对象之所以只剩下这些群体,一是因为春晚体制,自不必说。二是因为如今的编剧已经失去了对于“问题”的敏锐。更重要的是,创作者本身已经陷入本该被调侃的现象中,诸如对于消费主义、反智、资本力量,他们无力对这些进行反思(抑或是春晚体制不允许),便只有捡“少数派”软柿子来捏,在调侃搞笑的包装之下,大行歧视和言语暴力之实。以为这样安全无碍,却迅速招致了抗议和声讨。
每一次引发共鸣或争议的调侃,都是群体焦虑的冰山一角,正如在对“矮矬穷胖丑”进行调侃的同时,人人都有沦为被调侃者的恐慌。我们都知道从调侃出发,很容易进一步滑向歧视和社会排斥,言语暴力也会转为社会行为,甚至上升为歧视性政策。你以为自己不是大龄剩女,不是矬男,站在多数的一边很安全,然而生老病死,风水流转,谁都可以成为少数派。
所以,我们必须捍卫不被调侃的尊严(包括性别问题、身体残疾和缺陷、性取向和年龄等等)。然而,今年当全民陷入空前的抢红包狂欢之后,有多少人还会认真完整的观看,进而吐槽抨击呢?再大胆的恶意想象一下,这些铤而走险的调侃或许是为了收视故意为之的。总局该管管了,这事儿比早恋成功、动物成精大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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