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捐”是一种病

“仇捐”比“仇富”的对象更广泛,心理扭曲也更严重。这病,得治!

在给哈佛捐赠1500万美元之后,10月底,潘石屹又在北京和耶鲁大学签订了1000万美元的助学金捐赠协议。在问答环节里,他分享了一段经历。在7月去美国和哈佛签协议的当天,开车走在路上,小潘对妻子张欣说:“一会儿还是你去签字吧,我在下面给你拍照。”张欣没多问就同意了。当时小潘内心的顾虑是:这次捐的钱数额挺大的,怕自己公开露面之后被甘肃天水的乡亲们看到,心里会有想法。毕竟很多乡亲现在仍然很贫困,而自己小时候又得到了他们那么多的帮助。哪知道到了签约现场,小潘的名牌和位置已经预留好了,不得已只得上台去签字。签约完成之后,网上的质疑和批判铺天盖地。“说真的,我心里很不好受。但幸运的是,天水的乡亲们对我一片称赞,说我是村里的骄傲。”小潘说。

对小潘的批评可以总结为两类:一类是民族主义的,比如“为什么捐给美国而不给国内的大学?”;一类是利己主义的,如“捐款是给两个儿子买哈佛的入学门票”等等。这类批评在捐助事件后屡见不鲜,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人在内心深处不仅仅“仇富”,而且“仇捐”。二者的关系颇耐人寻味。一方面,“仇捐”是“仇富”的衍生体。贫富差距的客观存在造成极大的落差,如果这种落差只在物质领域,我们还可以用“土豪”来讽刺富人的低级文化趣味,用“为富不仁”来对其进行道德贬低,以获得一定的“心理平衡”。但当富人一捐款,就意味着占领了物质和精神的双重高地,这就让很多人不是滋味了,必须攻击一番。攻击的手段无非是从道德动机上进行贬低,比如为了一己私利,为了博眼球,为了弥补黑心钱带来的良心不安等等。逼格更高的手段,是动用更大的群体性狭隘,上升到地方主义(为什么不给家乡捐?)、民族主义(为什么捐给外国?)以及煞有介事的重要性排序(为什么不捐给地震灾区?为什么不捐给非洲难民?)。

另一方面,“仇捐”比“仇富”的对象更广泛,心理扭曲也更严重。尽管中国的新富阶层不断涌现,但闯入公众视线的富豪就那么百八十个人,富二代官二代用“宿命论”一解释,心里的羡慕嫉妒恨也就烟消云散了。而参与捐赠的群体却要庞大的多,他们很多时候就是我们身边的普通人,经济条件也很平常,甚至有的收入很微薄。在这些人的慈善行为反衬下,很多人都会面临“吝啬”“没有爱心”“没有同情心”的道德拷问,不得不为自己辩驳一番。这也就出现了各种乔装打扮成“公众质疑”的批判。我在金台夕照地铁口的参与奉送爱心粥时,就遭遇过路人义正辞严的批评:“你们干嘛在这儿呀?为什么不去地震灾区啊?”

当时我真想反问:“你去地震灾区了吗?你给灾区捐款了吗?”出于专业性,奉粥团队专门准备了应对路人的回答:“我们基金会有专门的救灾项目,欢迎你来当志愿者!”(详见北京市仁爱慈善基金会网站)这里要指出的是,所谓的重要性排序是个伪问题,因为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之间是没有可比性的,大熊猫比金丝熊更需要保护吗?地震灾区和干旱灾区哪个更需要援助?留守儿童和白血病儿童谁更需要救助?必须承认的是,慈善领域的需求是非常大的,而每个人就算是全球首富的能力是有限的,只能自己做出选择。小潘的Soho中国助学金要求定向捐给来自中国大陆家庭贫困的本科生,在商谈的时候有很多美国大学不能接受。有记者问他:“为什么不是面向全球的?”小潘说:“没办法,我现在境界还没到,将来也许会吧。”

当然,反对“仇捐”并不意味着否定公众质疑的必要性。所有的慈善项目在落实阶段都需要舆论监督,以保证资源的最有效利用,防止浪费、腐败等不良行为。很多成熟的慈善项目也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的运营机制,保证项目的公正、公开和透明,把捐赠者的钱花好。

回到本文的初衷,“仇捐”是一种病。有病,得治!不治的话,不仅不利于个人的心理健康,还会向社会输出负能量,损害公益环境。治病的方子如下,早晚期患者请循序对号入座,没病也可防病保健:

——捐点钱吧!

没钱!

——重庆大学校友捐了3个亿,咱没他有钱。3块钱你有没有,可以捐免费午餐项目,让贫困山区孩子中午有热饭吃(有天猫店)?

……

——1块钱你有没有(发个短信捐壹基金)?

……

——那来当志愿者吧!

……

——工作日早7:30来金台夕照A口,奉送爱心粥,有免费的早餐吃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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