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捐”是一种病

“仇捐”比“仇富”的对象更广泛，心理扭曲也更严重。这病，得治！

在给哈佛捐赠1500万美元之后，10月底，潘石屹又在北京和耶鲁大学签订了1000万美元的助学金捐赠协议。在问答环节里，他分享了一段经历。在7月去美国和哈佛签协议的当天，开车走在路上，小潘对妻子张欣说：“一会儿还是你去签字吧，我在下面给你拍照。”张欣没多问就同意了。当时小潘内心的顾虑是：这次捐的钱数额挺大的，怕自己公开露面之后被甘肃天水的乡亲们看到，心里会有想法。毕竟很多乡亲现在仍然很贫困，而自己小时候又得到了他们那么多的帮助。哪知道到了签约现场，小潘的名牌和位置已经预留好了，不得已只得上台去签字。签约完成之后，网上的质疑和批判铺天盖地。“说真的，我心里很不好受。但幸运的是，天水的乡亲们对我一片称赞，说我是村里的骄傲。”小潘说。

对小潘的批评可以总结为两类：一类是民族主义的，比如“为什么捐给美国而不给国内的大学？”；一类是利己主义的，如“捐款是给两个儿子买哈佛的入学门票”等等。这类批评在捐助事件后屡见不鲜，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人在内心深处不仅仅“仇富”，而且“仇捐”。二者的关系颇耐人寻味。一方面，“仇捐”是“仇富”的衍生体。贫富差距的客观存在造成极大的落差，如果这种落差只在物质领域，我们还可以用“土豪”来讽刺富人的低级文化趣味，用“为富不仁”来对其进行道德贬低，以获得一定的“心理平衡”。但当富人一捐款，就意味着占领了物质和精神的双重高地，这就让很多人不是滋味了，必须攻击一番。攻击的手段无非是从道德动机上进行贬低，比如为了一己私利，为了博眼球，为了弥补黑心钱带来的良心不安等等。逼格更高的手段，是动用更大的群体性狭隘，上升到地方主义（为什么不给家乡捐？）、民族主义（为什么捐给外国？）以及煞有介事的重要性排序（为什么不捐给地震灾区？为什么不捐给非洲难民？）。

另一方面，“仇捐”比“仇富”的对象更广泛，心理扭曲也更严重。尽管中国的新富阶层不断涌现，但闯入公众视线的富豪就那么百八十个人，富二代官二代用“宿命论”一解释，心里的羡慕嫉妒恨也就烟消云散了。而参与捐赠的群体却要庞大的多，他们很多时候就是我们身边的普通人，经济条件也很平常，甚至有的收入很微薄。在这些人的慈善行为反衬下，很多人都会面临“吝啬”“没有爱心”“没有同情心”的道德拷问，不得不为自己辩驳一番。这也就出现了各种乔装打扮成“公众质疑”的批判。我在金台夕照地铁口的参与奉送爱心粥时，就遭遇过路人义正辞严的批评：“你们干嘛在这儿呀？为什么不去地震灾区啊？”

当时我真想反问：“你去地震灾区了吗？你给灾区捐款了吗？”出于专业性，奉粥团队专门准备了应对路人的回答：“我们基金会有专门的救灾项目，欢迎你来当志愿者！”（详见北京市仁爱慈善基金会网站）这里要指出的是，所谓的重要性排序是个伪问题，因为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之间是没有可比性的，大熊猫比金丝熊更需要保护吗？地震灾区和干旱灾区哪个更需要援助？留守儿童和白血病儿童谁更需要救助？必须承认的是，慈善领域的需求是非常大的，而每个人就算是全球首富的能力是有限的，只能自己做出选择。小潘的Soho中国助学金要求定向捐给来自中国大陆家庭贫困的本科生，在商谈的时候有很多美国大学不能接受。有记者问他：“为什么不是面向全球的？”小潘说：“没办法，我现在境界还没到，将来也许会吧。”

当然，反对“仇捐”并不意味着否定公众质疑的必要性。所有的慈善项目在落实阶段都需要舆论监督，以保证资源的最有效利用，防止浪费、腐败等不良行为。很多成熟的慈善项目也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的运营机制，保证项目的公正、公开和透明，把捐赠者的钱花好。

回到本文的初衷，“仇捐”是一种病。有病，得治！不治的话，不仅不利于个人的心理健康，还会向社会输出负能量，损害公益环境。治病的方子如下，早晚期患者请循序对号入座，没病也可防病保健：

——捐点钱吧！

没钱！

——重庆大学校友捐了3个亿，咱没他有钱。3块钱你有没有，可以捐免费午餐项目，让贫困山区孩子中午有热饭吃（有天猫店）？

……

——1块钱你有没有（发个短信捐壹基金）？

……

——那来当志愿者吧！

……

——工作日早7:30来金台夕照A口，奉送爱心粥，有免费的早餐吃哟！